“我与大皇帝陛下的第一次会面，是一次非常糟糕的经历。当时的大皇帝陛下还没有登上帝王的宝座，他只是一个地方性的领主。他占有着一块比大多数欧洲顶级贵族还要庞大的领地。他的手下有着当时在亚洲，可以说是最为强大的，三千多名优秀士兵。”
“与我见过的大多数明帝国的绅士不同，当时的大皇帝陛下几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在他与逮捕我的军官的对话中，我听懂了两个令人害怕的词汇，‘审讯’和‘死亡’。在这之后，我遭受了如同地狱般的经历。“
——《大中国志》曾德昭·著
几十年后，担任过南华（澳大利亚）总督的中华帝国的上将顾国樟曾经说过，“除了陛下和政审委员，我别无所惧。”要知道，说出这话的顾国樟当时可是中华帝国的侯爵，是一个在大洋洲统治着一千多万民众的封疆大吏。他曾经毫无人性屠杀了近千万的南洋土著。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格兰在亚洲的殖民者和平民，在他的手中消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作为政治审查委员会的前身，人民委员会下属的警务处审讯中心和复兴保安团政治审查处，对于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审讯会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自行脑补。反正经受了十多种无外伤审讯手段后，曾德昭认为上帝抛弃了自己。又接受了八种审讯手段之后，曾德昭希望得到魔鬼的救赎。
警务中心主任李二牛全程参与了对曾德昭的审讯过程。在中华帝国成立之后，一直担任帝国政治审查委员会总长的李二牛，在自己的工作总结中，曾经写到，“如果把审查对象的抗审查能力进行一个排名的话，外国传教士在这份名单中可以排在第一位。之后是明朝士大夫，再之后是投降满清的汉奸知识分子和卖国商人。至于普通的满清士兵和明朝士兵，则是完全没有抗审查能力的。当然，外国商人和船员也比较难以审查。不过，对他们的审查难度，主要集中在语言障碍上。我在工作中逐渐发现，有信仰的人抗审查的能力相对较强。”
曾德昭是见识过中国的监狱的。在南京教案时期，他和一些其他的在南京教案中被捕的传教士，曾经短暂的住过南京的大牢。当时，名字还叫做谢务禄的葡萄牙传教士奥伐罗·塞默多心中一片恐慌。虽然他认为中国人是文明的民族，但是无论是在自己的祖国葡萄牙，还是在当时其他的欧洲国家里，监狱里的情况都是相当恐怖的。可是，他的明王朝监狱的经历是非常短暂的，在几天的羁押之后，没有收到任何的惩罚，他和其他被捕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回到了葡萄牙在中国人居留地澳门。
不过，就在曾德昭像待宰的肥猪那样，嚎叫着被拖进警务处审讯中心的地牢之后，他发现地牢的情况和他想象中的不同。无论是押送他的士兵，还是地牢里的审讯人员，都没有对他进行粗暴的对待。不仅地牢的环境非常的干净和整洁，就连狱卒也相当的不同。和南京监狱中的那些面目猥琐，形象阴森的狱卒不同。这里的审讯人员衣着整齐，面目平静。连最基本的推搡和打骂，他都没有受到。
这种情况，让情绪激动的葡萄牙传教士奥伐罗·塞默多逐渐平静了下来。等到他被领到一个只有一张桌子和几个椅子的小房间里，开始接受询问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镇定情绪，操着流利的南京官话向审查人员解释自己传教士的身份，并开始向他们宣扬“天主的荣光”了。
不过，在接受了基本的询问，开始进入正式的审讯程序之后，奥伐罗·塞默多才发现，天底下居然有比ròu_tǐ上的伤害更加令人绝望的酷刑。警务处审讯中心和复兴保安团政治审查处组成的联合审讯组，开始按照《审讯程序手册》上的规定，给这个外国人上手段了。
说起来，奥伐罗·塞默多，aka谢务禄，aka曾德昭在受审过程中，还是给了联合审讯组的工作人员带来了很多惊喜的。无论是警务处，还是复兴保安团政治审查处，最近都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审讯工作了。
王书辉在人民委员会里成立了情报委员会。情报委员会下属的，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内务警察（简称政保警察），前不久对所有窥探王府镇和王书辉势力的探子和可疑人员，进行了全方位的逮捕。警务处和复兴保安团的审讯人员，已经通过对这些人的审讯，积累的丰富的经验。不过，奥伐罗·塞默多仍旧是他们审讯过的人中，承受了最多审讯手段的人。他接受了前后近二十种审讯手断之后，才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部交待了出来。
曾德昭，葡萄牙人，是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之一。在南京教案爆发之前，他曾用中文名谢务禄作为自己的名字。他在万历四十一年，既西元1613年接受天主教廷的指派，前往南京开展传教工作。
因为以前负责在中国地区传教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利玛窦的去世，南京耶稣会的传教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玛窦培养传教士熟读汉文典籍，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转而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
身为耶稣会传教士之一的谢务禄，没有离开中国。他使用了新的中文名曾德昭，掩饰了自己的身份，开始在中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