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克罗齐的意大利学者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王书辉本人对于这句话的认识是，不同的人，对于历史的解读都是按照自己当时不同的标准进行的。
比方说，非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精英人物对历史的推动，才子将相创造了历史。
再比方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阶级斗争创造了历史。
作为一个穿越者，作为一个穿越了两个时空的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科学社会学理论的信奉者王书辉也不得不承认，明朝末年的历史，似乎恍恍惚惚的就像当代史一样的现实。
一边是封建农业社会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封建王朝的摇摇欲坠，一边是现代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的经济发展全面衰退。
一边是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而陷入愤怒和绝望的人民，一边是因为环境危机和经济衰退而开始郁闷和失望的人民。
一边是彻底的抛弃了明王朝政府，陷入对自身利益的偏执和疯狂的封建地主阶级。一边是完全没有任何理性和良心，只知道维护自身利益开始疯狂扩张和进击的既得利益集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就是这么流氓。因为没办法实现证伪，克罗齐对历史的观点，总会在现实层面隐隐约约的被证明。
克罗齐是个非科学社会学立场的社会学者。就像王书辉坚定的认为不存在没有立场的纯粹经济学，只有存在有立场的政治经济学一样。王书辉也坚定的认为，没有纯粹的历史学，只有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和唯心主义的历史学。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知道阶级矛盾已经全面爆发的王书辉，对明王朝陷入灭亡的历史进程有着充分的认识。他知道明王朝将会被爆发的阶级矛盾摧毁。只不过阶级矛盾是以怎样的方式，用谁作为主角灭亡明王朝，这样的细节，他还不知道而已。
在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已经觉醒的领导组织，没有已经觉醒的革命者的教育和指导，劳动人民对于自己力量的认识还不会觉醒。
封建农业时代的劳动人民，对于统治阶级的认识是非常的模糊的。他们进行抗争，参加革命性行动的原因甚至都不是直接对抗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进行抗争，他们参加革命性行动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就在眼前的生存危机。
农民造反军势力确实对中原地区的农民进行了裹挟。但是只要大部分的农民们没有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生存危机，他们是不可能真的被裹挟起来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陕西、山西和河南地区的农民们，对于自己被“卖”给复兴党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的反抗。
因为他们参加造反，被裹挟的原因是，在绝望中主动或者被动的想要解决生存危机。而到复兴党治下生活，给复兴党“大老爷”当佃户，当长工，做工挣钱，与参加造反当个农民军相比较起来，一方面可以更快更直接的解决生存危机，一方面可以更安全更彻底的解决生存危机。
用一个叫张牤牛的原河南农民，现复兴党中原铁道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的话来说，“不是俺不想当佃户当长工出苦力赚钱糊口，反倒去参加造反的。而是俺们那地方像俺这样的人实在太多，地主大户们实在太少。俺是想当个佃户长工而当不成，实在没办法才当了土贼的。”
这不仅仅是被复兴党救援下来的中原农民们的想法，就是在真定地区作战的李自成和卢象升兵团双方的士兵们的想法也差不多。
李自成麾下的士兵们当闯军，是为了当兵吃粮。卢象升麾下的士兵们成为天雄军，也是为了当兵吃粮。双方的士兵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任何的明确的不同。他们双方互相厮杀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这个乱世中活下去，能够继续当兵吃粮。
生存，这才是刻在一切生物基因中的东西。
在真定府这个北直隶的南大门处，这个宽广的华北平原上厮杀的李自成和卢象升兵团，随着战争的深入开始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似乎大家手中的武器是一样的。
这就是被后世新中国自由派非科学社会学史学家们诟病的一个问题了。无论是李自成的闯军军团使用的武器，还是卢象升的天雄军军团使用的武器，都是复兴党兵工企业的出口部门统一生产的。
标准化、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武器使得双方发现，从对方身上获得的武器部件居然可以严丝合缝的和己方破损的武器拼接起来。
比方说，一个天雄军士兵从一个闯军的尸体上拿到的长矛矛头，可以非常合适的和自己那掉了矛头的长矛杆连接起来。两个两个完全不同的武器部件之间联合的螺栓，是完全合适的。
再比方说，一个闯军士兵从一个天雄军士兵的尸体上搜到了一小袋火枪铅弹，居然可以非常合适的填装到自己的滑膛燧发枪里。要知道，用这个时代的常识来说，别说是作战双方的火枪弹药不能配合了，就是己方的火枪弹药基本上也都是不能配合的。
手工业时代的产品公差可是厘米级单位的。
实际上，复兴党通过对大明政府军和农军造反军双方出售武器而获取高额利润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农民造反军方面通过人口和掠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