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农民不同，城市平民对于统治阶级的认识要更加清晰一些。
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农民们对于统治者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对于绝大部分的农民来说，他们面对的统治者是在阶级划分上非常纯粹，但是在官方身份上比较模糊的地主们。
可是对于城市平民来说，他们大部分都能非常清醒的认识到，王朝的统治者就是朝廷。朝廷就是站在自己这些升斗小民的对立面的存在。
在封建农业社会里也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好，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总是通过生存斗争体现出来的。
在封建农业社会的广阔农村里，掌握着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人是地主们。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农民造反者会把矛头对准地主。他们一方面对于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封建王朝的认识比较模糊，一方面对代表了正统地位的朝廷缺乏真正的认识。
城市平民们则不同，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榨的人，就是朝廷的官员以及官僚贵族集团的附庸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非常清晰的把矛盾的矛头对准封建王朝。
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讲，不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平民，他们本身虽然都明确的意识到统治阶级的反动性，可是在一般情况下，在生存危机没有爆发出来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愿意在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规则和秩序下过平静的生活的。
造反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生存危机实实在在的爆发，如果不是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如果不是清楚的认识到只有打破统治阶级的规则和秩序才能获得生存物资的情况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平民，他们都是不愿意采用暴力手段反抗统治阶级的。
不过就像农民们在清醒的认识到占有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的地主已经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之后，发动暴力手段打击地主获得生存资料一样。城市平民，因为生活在统治阶级的核心区域，他们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统治阶级对于他们的态度。并针对这种态度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充分的认识到统治阶级毫不在乎他们的死活之后，在充分的认识到除了使用暴力手段打破现有秩序才能获得生存资料以后，城市平民的表现，要比农民们的表现更加坚决更加彻底一些。
孟子“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观点虽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解释和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的。但是这样的辩证关系，也适用于城市平民和封建朝廷之间。
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明王朝的城市平民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被简单化的过程。
以大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城为例，三大营十二卫总数将近二十五万左右的京营士兵，到明朝末年，已经全部从武装力量沦为城市平民了。
这些人既没有田地，也没有固定收入，在北京城里是最彻底的被雇佣劳动者。这些人的存在，在经济危机严重的明朝末年，对于明王朝来说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
到1630年，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复兴党工业集团，在经济上已经对大明持续进行了十年左右的影响。大量的白银因为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从全国各地区被吸收到复兴党的银行里。大量的粮食，在全国范围内被复兴党吸收和储存。
与此同时，持续了上百年时间的西方白银输入，因为美洲的银矿资源的枯竭，开始进入大幅度萎缩的阶段。
从江南到中原，一方面是因为粮食减产和复兴党的粮食政策导致的严重粮食危机，一方面是因为复兴党大规模工业品倾销导致的严重通货紧缩。明王朝本来就存在的巨大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
在农村是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产生的大量破产农民。他们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农民造反军势力在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西部活动。
在城市里，则是因为复兴党工业竞争导致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大量失业城市平民。江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主要城市里，此起彼伏的民变和兵变，成了明朝末年各大城市的主要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平民一方面失去了工作失去收入，另一方面则是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和粮食供给的全面萎缩。因为商品经济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量城市平民直接面对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宋狗子这样的平民领袖，才会不得不带领北京城内那些同样是没有生活来源的城市平民一起铤而走险的做出抢劫皇亲国戚的产业这样的事情来。
要知道，在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前，全面贫困化的城市平民是绝对不惮于和封建统治者对抗的。
只不过无论是身处事件中的宋狗子和刘长生等人，还是努力置身事外的南城兵马司和锦衣卫南城千户所的官员们，他们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在严重的生存危机下，规模巨大总人数超过二十五万的北京城市平民，会在宋狗子等人的示范作用下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一切矛盾的爆发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长期积累的矛盾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甚至是不起眼的事件作为导火索，之后就会产生迅速而又激烈的连锁反应。
就像一千四百多年前，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时候，当时的绝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认识到看似强大无比的秦王朝会因此而灭亡一样。1630年五月里的一天发生的一伙儿疑似京营士兵的匪徒抢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