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所谓似与上次王梁修凿渠道有所不同。阳嘉四年（135年）乙酉壬申，诏书以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止。阳嘉四年（公元135年），汉顺帝下诏书兴修上东门外漕渠和石桥。可建这次阳渠修凿工程，规模空前之大，成效显著，当在建武五年王梁凿渠的旧迹上，重新对城东阳渠加宽、加深改造的结果。简报称城东阳渠西段较东段宽且深壑西段阳渠侏儒鸿池陂，并打断东段阳渠现象，这次修造阳渠工程结果表明。城东阳渠中途改道，通过鸿池陂与洛阳城南张纯所修漕运渠道会和，东通洛水、黄河，已形成“东通河济、南引江淮”之漕运网络，使洛阳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加繁荣昌盛。
此时的阳渠的修建工程。继东汉数次阳渠修建改造之后，洛阳城东、城西阳渠规模，行经路线及其性质已基本确定。城西阳渠主要为引谷入洛工程，以保障洛阳城城市供水的需求；城东阳渠主要为堰洛通漕工程，以承担洛阳城水路运输之重任。城西阳渠的引谷入洛工程，文献中曾多次涉及到千金。千金堤、千金渠、千金坞、五龙渠、代龙渠、九龙渠、长分桥、张方沟、石巷水门等工程的修筑情况，实在东汉时期穿凿阳渠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整修、加固、改造、利用工程，并且大多是引咎入洛工程中的局部作为。其中也有涉及到抗洪排泄的需求的工程。这次工程当在东汉阳嘉四年通漕工程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深捞、清淤、疏通工程。
关羽通过调研发现阳渠在洛阳城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关羽发现古今中外的任何时代，水源都是城市建设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洛阳城周围的地形、自然环境和水利条件，认为这时期引谷入洛的阳渠建设工程，即是为满足当时城市用水的需求，而进行的水利建设。西周时期周公所建城西沟渠也不例外。同样是为成周城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并且汉时期引谷入洛工程的阳区建设，是以此为基础的。西周时期周公规划成周城东沟渠的目的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以农业灌溉提供充足的水资源。洛阳盆地四周环山，盆地内有洛、伊、瀍、涧（谷）四水。洛河自西而东从盆地中穿过；瀍、涧（谷）二水于盆地西部纳入洛水；古时伊河于盆地中部会流于洛河。伊、洛河为盆地内的两条主要河流，自然把盆地分为三大块。伊洛河之间夹河地带，地势低平，水资源丰富；伊洛河南北两岸各有一带高地，它们依山面河，由山麓至河岸，海报高度逐渐缓缓下降，高低幅员辽阔，但水源贫乏，给历代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利因素。
东周时期伊洛河南岸一带高地上已有枝津渠的存在，并被广泛用于农业灌溉，该渠的行径路线之长，辐射了伊洛河南岸大片高地，为当时该地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灌溉条例，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很大改善，同时使东周时期的统治政权也得到了巩固。因此看来，枝津渠的诞生当早于东周时期，与伊洛河北岸西周时期周公所规划建造的沟渠时间较为接近，二者分别居于伊洛南北两岸随缘缺乏的高地上，地处位置极为相当。周周时期周公在洛河北岸谋划建造沟渠，其目的应该与伊洛河南岸枝津渠用途相同，同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提供有力的灌溉条件，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可靠地水源保障，从此安抚民心，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为巩固新时期周王朝统治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汉初期，光武帝即位，建武五年（公元29年）使王梁在西周时期周公建造的沟渠基础上，再次修建阳渠，其目的应当与周公所建沟渠用途相同。汉顺帝时，阳嘉四年（公元125年），城东阳渠经过大型修整改造，途径鸿池陂于洛。从此改变了城东阳渠的用途，成为洛阳城的重要漕运渠道。以后数代一直沿袭不变。
鸿池陂属自然形成，年代甚古。原位居古洛河之阳，周围有自然形成池塘与之想通。池之北侧有邙山自然泄洪沟注入；商代初期，在鸿池陂西北侧沿池而建了事项沟商城（即汤都西亳）；西周时期，汤都西亳也已废弃，周公规划建造沟渠穿商城而过，从鸿池陂北侧东西穿过；东汉初期建武五年（公元29年）王梁在西周时期沟渠的故迹上。再次穿凿修建阳渠；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张纯堰洛通洪，从洛阳城南东西穿渠与鸿池陂两侧贯通，池东南与洛河打通，从此鸿池陂水流迳通，漕运船只从中通行；东汉中期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城东阳渠西段再次加宽加深修建改造工程，中途与鸿池陂北侧打通，从此阳渠水注入鸿池陂，成为洛阳城的友谊条重要漕运渠道。为此后数代的漕运工程开辟了一条新的先河。商代初期汤都西亳沿鸿池陂而建，工程排水设施与之相连，充分显示了鸿池陂在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