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使者去了高昌国才得知，“解辫削衽”并没有实行下去，当使者问起改革失败的原因时，麴伯雅含混其辞地说道：“使臣有所不知呀，我高昌国多年臣服于铁勒，受其经济盘剥、政治压迫，此次解辫削衽虽仿效华夏，无奈铁勒从中作梗。本国只能屈于压力，停止改革。”
听到这里，玄奘不禁淡然一笑道：“此言不实。当时的铁勒早已今不如昔，在射匮可汗的压力下，他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心思去过问高昌人改变胡服的闲事？先王伯雅为何要掩盖事实真相？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成？”
宇文王妃苦笑不已：“法师当真是目光如炬，你说的没错，莫说铁勒没那心思，便是东突厥的射匮可汗，因为惧于中原的压力，也没有插手高昌的事务。”
玄奘点点头：“如此说来，阻力来自高昌内部了？”
“正是如此，”王妃叹息道，“高昌这个国家，历来就是贵族势大，国王并不能完全控制住他们。当年的张孟明、马儒都当过国王，全是被国人给整死的。”
玄奘道：“国人整死国王，想必是这个国王虐待百姓。”
宇文王妃摇头一笑道：“说是国人，其实还不都是那些高昌本地的贵族？他们虽多与王室联姻，彼此之间还是会结成不同的团体，相互对立。若是有人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即便是国王，他们也会毫不留情。”
玄奘恍然大悟，麴氏父子的“解辫削衽”改革，表面上看是一场变胡服为汉服的运动，实际上却牵扯到各个集团的利益之争。
高昌国内虽然以汉人为主体，但也有许多杂胡，比如突厥人、铁勒人、吐谷浑人甚至粟特人、中亚人，他们对汉文化并不是很了解，如此仓促地让他们改变多年的生活习惯，肯定会有不满情绪。
即使是汉人，因为多年受西域胡人的影响，也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改胡服为汉服，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并且这种粗暴的一刀切政策也令人感到厌恶。
高昌是一个商业国家，那些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的人们，希望政府能够运用一些灵活的外交手段，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他们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保护国。
这部分人在高昌一直存在，他们只关注高昌，不问高昌以外的事情。高昌富足的生活已经使他们感到满意，如果谁要是主动向一些保护国靠拢，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因为他们知道，保护国是要加自己的税的。
“解辫削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取悦于隋朝，贵族们害怕隋朝的势力会控制高昌，使他们现有的利益受到削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原的舆服制度是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生活规定。皇帝有单独的服色，下面的太子、皇子以及各品大员按品级分别有各色服装，从内到外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得僭越。显然，这些舆服、仪仗背后的等级与阵势也是吸引麴氏父子的重要因素，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lún_lǐ环境创造严肃的氛围。
然而，这种反映森严的等级特权以及君臣父子间差别的舆服制度并不适用于高昌。因为在高昌，国王的权力并没有那么大，一些贵族甚至王族成员都会对王权施加压力，任何一种试图削弱贵族权利的行为，都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他们会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充分享受自己的特权及经济利益，如果他们的权利受到削制，即使是国王，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反对。
因此，“解辫削衽”令下达后，立刻遭到王室、高昌贵族、平民等各种利益团体的集中反对。无奈之下，麴伯雅只好放弃了改革。
“可惜已经晚了，”宇文王妃幽幽地说道，“放弃改革并没有能够挽救先王伯雅，一场政变悄然而至……”
玄奘对这场政变也有所耳闻，延和十二年，反对麴伯雅的一批人结成同盟，在一个麴氏王室中人的号召下，一举推翻了麴伯雅的政权，改年号为“义和”。
这次政变对高昌的社会影响并不是很大，麴氏的权力也没有因为政变而受到削弱，义和政权的年号是承麴伯雅的“延和”而来，完全遵守麴氏王国制定年号的规律，丝毫没有新立政权的意思。虽然政变成功，但前后只是国王不同，麴氏王国并没有改变，所以在高昌国内也没有引起很大的震动。
麴伯雅被推翻后，自然选择流亡国外，跟随他的是世子麴文泰，以及以文化贵族自居的张氏家族成员。
此番流亡一去便是六年，由于恰逢隋末战乱，他们没有流亡到中原，而是投奔了麴伯雅的好友，西突厥的处罗可汗。
也正是在这次流亡期间，世子麴文泰的能力开始崭露头角。
义和六年（公元619年），以麴文泰为首领，张氏家族张雄为前锋，同时借助西突厥的兵力，流亡者卷土重来，麴伯雅再一次推翻了义和政权，重新登上了王位。
紧接着便是奖善罚恶，对张氏家族加官封爵，处理国内遗留的反对派人士，甚至是麴氏家族内的王室成员，剥夺他们的俸禄和官爵。
经过这次政变和复辟后的清理，高昌国有如重整河山一般。于是第二年，改元“重光”，取重新光复之意，高昌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由于复辟过程中麴文泰表现出色，加上在流亡期间的颠沛流离，麴伯雅再也无心政事，很快便把高昌国一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