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位面，北京。
21世纪位面的危机，甚至本位面内外战乱，都无法让这个十七世纪的大明都城有一点波动，天子脚下四九城的老少爷们一直以他们的方式生活着。
报纸的发行，打破了以东林党为首士大夫阶层垄断舆论界的局面，朝廷发生什么事，小市民以前去找秀才或一些小道消息传播者，难免有夹带私货，谁是忠的谁是奸的，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都要受他们影响。
官府的布告，有人看，但老百姓不见得就是全部相信。他们还有另一条获取咨询的途径，因为百姓对朝廷有种天然的不信任，万一朝中出奸臣了怎么办，戏文里都是这么唱的。
所以，听一些有文化有见识的人来获取自认为的内幕和第一手信息，成为政府布告外的补充，甚至有些人把这当成板上钉钉的真相来看，除了这些信息什么都不信。
沿着一条线一直向上追溯，就会发现，所谓古代中国民意是什么了。
平民百姓有些人一辈子没出过十里地，他们关于朝政的理解一般听谁说的？
秀才老爷。
秀才一般听谁说的呢？
举人老爷。
举人老爷听谁说的呢？
士林平时的应酬里酒会诗会相聚时听入仕的同年。
至于那些当官的同年们的言论是哪里来的？
当然是听官职更高名声更大的那些文官大佬们。
以此类推，一直往上，可见当时所谓社会民意的源头，是掌握在少数几个文官集团和士林领袖等少数大佬手里。这种情况在明朝尤为严重。
通过士大夫阶层的严密而特殊的渠道掌握社会舆论，他们说的话有时候比朝廷的政令更有用。在古代这种能量何其巨大，如果哪个大佬为了一己之私打击异己，散播个什么谣言煽动闹事之类的，其影响就很恶劣了。——事实上明朝中后期一些著名的文臣到了那个位置，都是这么做的。
可现在情况不同，报纸的出现等于打破这个渠道，识字的平民只要花三文钱买一份《大明人民日报》，无论是朝廷和政令，还是时事新闻，基本什么都清楚了，无需再去问秀才举人。
而且报纸丰富的版面，《青藤传》的连载，翰林院几个大家诗歌散文游记的选登，海外新领土朱雀洲和南洋的博物志，新式作物的种植指南，生活小百科，历史故事，甚至有幽默笑话，让这个城市各个阶层的人茶余饭后有了丰富的话题可供消遣娱乐。
明末的识字率不算低，但不是读了书就算读书人。在普通百姓心里，也只有那些白面书生们，才有资格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今首辅九千岁。
至于士林推崇的“意见领袖”们，就更不得了。
所以，除了朝廷的权威，还要加上赵南星这个士林中泰山北斗的坐镇，翰林院那些百姓眼中文曲星的编辑，才能使得这个新兴的媒体出场就一炮而红，成为有公信力的媒体。
尤其是赵南星这个前东林党大佬，纵横官场和士林几十年，什么阵仗没见过。真是虎老威不倒，有他在报社里这么一坐，那些东林党的小辈没人敢来找麻烦。
要说当年这个赵南星当年也是前面说的操弄民意那少数几个人之一，按理说应该站在高攀龙和钱谦益等东林党那边。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屁股决定脑袋，作为北方士林里仅存的一个有影响力大佬，在南方士林普遍欺压北方士林的大背景下，没理由不出来为北方人着想。
反正现在东林党的控制权已经在高攀龙手里，和他也没关系。赵南星的眼光不错，看出办报纸绝对可以在青史留下浓重的一笔，连带自己这个首任总编都要被后世传颂，半截入土的人了，为了今后的名声，哪管你们东林党后辈的死活。
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掌管一个国家的舆论喉舌，让赵南星品尝到了久违的权力滋味。虽然排版印刷的机器掌握在穿越者和以朱由校兄弟楚大公知手里，赵南星身为报纸总编，他和翰林院的新闻报道文章要经过周黛玉等人的审核才能印出来发行，不能随心所欲的夹带私货。但这个前东林党大佬人老成精了，明白哪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政治是门妥协的艺术，所有的利益都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他能够承受的。
以他的立场和所作所为其实不算背叛士大夫阶层。比如在阉党和东林党的论战里，虽然报纸的立场是客观公正，两不相帮，但他个人是旗帜鲜明的站在东林党那边的。
现在朱由校召回的东林党三个大佬，赵南星还算厚道，叶向高和邹元标那才叫狠。
叶向高自从看到朝阳门外白花花的三千万两银子，病立马好了，出任现在内阁的次辅，看架势要大干一场。
这老滑头可是当过首辅的，能甘心居于顾秉谦之下不闹事，肯定和阉党有幕后交易，看叶向高整天满面春风，肯定好处拿了不少。才一上任就拨乱反正，平反了之前阉党打击报复产生的一些冤狱，还查处了不少魏忠贤的不法党羽，信王朱由检点名批评九千岁。朝野一片颂扬之声，许多不明真相的士林欢呼胜利，而高攀龙和钱谦益却如丧考批，这是叶向高已经和阉党达成默契的征兆，一部分墙头草开始认真思考要不要去抱叶阁老的大腿。东林党对这老家伙，高攀龙和钱谦益缪昌期等人，是不能像对付阉党或者以前的楚党浙党那样拿来批斗一番的。叶向高在东林党里的地位摆在那里，一斗起来整个东林党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