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皇帝陛下的理解，所谓“掌理”，也绝非“保管”的同义词，而是重在一个“理”字，是“整理”的“理”。
虽说这个时代距离那个“拆迁”时代尚有数百年时间，可为了便于人们缅怀太祖时期的旧貌，也不用二百多年来刻意保持吧！要想用于瞻仰也不是不可以，不如就单独弄那么几间屋子存放起来，至于使用嘛……对不起，敬谢不敏。
不错，就是二百多年、接近三百年的时光。大明王朝兵部职方清吏司所保有的各省舆图，还是太祖时期的旧物。而且山川河流与城郭的距离方位等，谬误之处比比皆是，有的误差甚至达数十里。
这种状况，本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可是，皇帝陛下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不由得……暗自劝慰自己，还是再忍忍吧！
不要说别的，就是一张小小的一省舆图，若是要重新绘制一番，测量的工具和技术手段方面无法弥补的缺憾暂且不表，单只这所需的经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还是一个地区、一个省份，若是大明王朝所有版图内的地区都要这么重新来一遍，那估计所需的投入，与打一场中等规模的战役差相仿佛。
唉，钱钱钱！真是应了那一世的那句话：钱不是万能的，可离了钱是万万不能。
要想动用大笔的款项，目前来看是不太实际。可一切若都等到万事俱备之时再行着手，那又缓不济急。
无奈之下，皇帝陛下只能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先草就，小规模设立，以后待财政能够允许，再予以扩大。
其实，根据徐光启的保荐，加上皇帝陛下大脑中的残存印象，以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实际了解，皇帝陛下已经预定了两个人员，做为此后兵部的主干。
洪承畴以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而任一省参政，可谓是一时牛人。而老天似乎不能让其一人独美，又造就了另一位牛人分其光芒。
与其同样牛气冲天、甚至更具年龄优势的，是一位年近二十七岁的知府。
卢象升是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祖父为知县，父为秀才。他幼时潜心经史，喜习骑射，虽然是江南的文人，但天赋异禀，明史载：“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天启二年(1622年)高中进士，天启七年即任大名府知府，是年他刚刚二十七岁。
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大名府可是赫赫有名，而卢象升能够以未满三十的年纪就荣膺重任，所凭藉的可不仅仅是后台或奥援。不管在哪一世，皇帝陛下相信，“站队”之说绝对确有其事，可若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绝对得不到重用。因此，卢象升能够坐上大名府知府的位子，本身所具备的才干，也得是可堪重用。
而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任大名府知府之初，阉党尚未崩塌，许多地方为了谄媚魏忠贤，纷纷为其建造生祠。大名府也有官员倡议筹建，请卢象升参与，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在大名府知府任上，他平抑了多起冤狱，严惩了恶霸、贪官，吏治为之一新。
相比卢象升，何腾蛟不仅要年长八岁，而且也只是举人出身。
他表字云从，是贵州黎平府人。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贵州乡试。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贫穷，腾蛟“苦乏资斧”，犹豫很久，幸得书店李静溪先生解囊相助，他才得以启程跋涉赴省会试，并且成功考取举人。
踏入仕途之后，他初任山西榆次县教谕，后历任山西介休、汾阳等县县令，现在河南南阳任知县。
此时的河南南阳，“土寇”作乱不止，百姓啧有烦言。何腾蛟采用“剿抚”的安民政策，曾亲自单骑往抚降敌，使四境得安，百姓也得以安居。
也就是因此，皇帝陛下才知道何腾蛟这个名字，与大脑中的那个印象，完整地复合到一起。
皇帝陛下是尽快将这两人调到自己身边，先将自己的设想、意图对二人灌输，让他们领会大意。至于具体实施，皇帝陛下就打算完全交给他们二人，需要多少人手，如何建立组织架构，统统由他们去操心。
当然了，开始阶段不可能大张旗鼓、大肆铺张，皇帝陛下的目的，就是先搭起架子，人手开始熟悉操作流程。一俟真正需要之时，也省却了由生到熟的过程。
暂时让两人在兵部同为一处，以后肯定还要分开，嗯……总参、总后操持的事务差别很大，在一起办公肯定互受影响，分开是大势所趋。
将来这两个部门如何称呼，皇帝陛下一时之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可这两个部门在将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可是绝对肯定的。
只是……虽然自己已经“预见”到了，可并不能马上开始实施自己的设想，只能以此小打小闹的形式来勉强自我安慰一下。
“这还是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过日子都要算计着来，若是升斗小民，岂不是……唉，但愿‘那件事情’能够早些发动，如此也可宽松一些，好多好多的项目也都可以启动了，好多好多的计划也都可以展布了……骆养性还是比较令人放心的，相信他一定不会令朕失望，”如此想着，皇帝陛下的心情稍微好些。
不想了，现在想多了也是无用。
每每自己欲有所规划筹谋的时候，总是因为孔方兄的缺席而半途而废。
“当第一声枪声响起时，战前所有的计划全都化为了泡影。”想起某个名人的这句名言，皇帝陛下就不禁劝慰自己：是啊，多想无用。
不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