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母亲的嘱托，起初我还是比较抗拒的，想必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父亲是自己的第一个偶像。我母亲原本没打算让我去参加这种血腥的、不仁道的批斗大会，怎奈这事一次有单位和学校组织的活动，谁都不能缺席。
那场批斗大会我这辈子都难以忘怀，除了它对于人权的一种无理的践踏以外，还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亲。
司令台下乌泱泱的站了来自各单位、各学校的“积极分子”，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热血沸腾，高喊着毛主席的口号、高唱着红色革命歌曲、还高叫着打倒资本主义一切奴才嘴脸。我爸爸是第三个被批斗的，前面的两个已然被群起激昂的群众高呼着“枪毙”、“就地正法”，那两个被批判的人，可怜巴巴的站在司令台下，头朝着司令台下的群众低着，意味着向人民群众认罪，一名声音洪亮的年轻男子，拿着扩音喇叭细数着被批斗人员的各种罪状，没宣布一条，司令台下的群众就振臂高呼“打倒某某某。”......
我当时轻声的的问我身边的妈妈：“妈妈，爸爸也会被这样吗？”妈妈红着眼睛看着我，随后什么都没说，一把就把我搂进了她的怀里。
终于到我父亲上台接受批斗了。我母亲虽然紧紧的将我的脸面摁在她的怀里，我母亲的意思很明显，她并不想让我看到我父亲最为落魄的样子。但孩子的好奇心是很重的，更何况在司令台上就是我的父亲呢？我拼命的扭动着头，还是在母亲臂弯的缝隙里看到了我久未见面的父亲......
老了......老了很多，虽然在没看到我父亲之前，我已经在想象着父亲的模样，我母亲也怕我接受不了现实父亲形象的打击，也一个劲的跟我说：“爸爸外出很久了，不能正常的洗漱、不能按时的理发，所以人会显得憔悴、不干净，到时看到了你爸爸。你可不许吓哭呀！”那年代的孩子特别容易早熟，我都十多岁了，很多事情都是知晓的，只是我母亲还是比较单纯善良。认为我始终搞不清楚眼下的形式。批斗的场面我也经常看到，当我母亲跟我说我父亲要接受批判的时候，我早就联想好了，心中对父亲的“新”形象会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但到了现场，从我母亲臂弯中看到我父亲的那一刹那。我还是哭了，确切点说应该是被吓哭了。以前我父亲是多么的儒雅，家中虽然不会添置什么新衣服，但确保穿在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我父亲不太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什么身上的毛发是父母所授，不能随便剃掉，我父亲认为干净就是从整理自己的毛发开始，每天都会刮胡子，二个月会理三次发，从头到脚。看着都让人觉得精神奕奕，有一种天然亲近的感觉。而现在的父亲呢？整个头发已经将他半张脸给遮住了，胡子耷拉在下巴，由于平日里常刮的原因，长出来的胡子是又硬又杂乱，看上去跟路上所见到的乞丐没有多大的区别。
那衣服褴褛的就更不用说了，暂且不说衣服上沾染了各种各样的污渍，就那破损的程度，你都不好意思说那是一件什么衣服，连背心都说不上。更不用说是衬衣了。
我记得很清楚，其他被批斗的人，上台都是踉踉跄跄的被红.卫.兵推上台，而我父亲不是。他是被拉上台的，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得明白，我父亲已然是不行了。红.卫兵们嫌拉我父亲麻烦，几乎是俩红.卫兵扛手扛脚把我父亲扛上去的，到了司令台，也不管我父亲怕不怕疼。就往那司令台一扔，原本噪杂的司令台下顿时安静了很多。
其实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他们知道我父亲是最无辜的那个，解放前，我父亲的口碑就首屈一指，几乎在邬熙市，没有人不认识我父亲的。大家看其他人被批斗，说要真是义愤填膺，那也多是假的，被批斗的人没有一个是可恨的。大部分的人还是拗不过组织上的组织，只能勉强过来参加，说到底，是不想被他人认为自己鹤立鸡群，不想让大家感觉自己是异类，所以不想参加的，也都只能硬着头皮参加，看批斗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用一种看戏的心态去看的，上面公诉着被批斗人的罪行，下面就起哄跟着应付一下。到后来，大家觉得这事算是一门热闹，还算是有点意思，于是也会在司令台下起起哄、跟着司令台上的人“互动一下”。司令台上的主持人说：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我们人民、我们政府应该怎么来处理他？
司令台下的人通常会说：杀！有点猎奇心理的会说：砍头！还有争执不下的，有说浸猪笼，有说鞭刑。反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如同说相声一般的互相抬杠着，司令台下当然是纷纷扰扰，而台上也不能多对司令台下的人有什么控制，说出来人家在为怎么处决叛徒出谋划策呢，你在司令台上质问，就有点不太够意思。所以，这种批斗会的现场通常是无秩序可言，吵闹的就像是菜市场、集会一般，有哭爹喊娘的、有愤愤不平发着牢骚的、更有被盗被揩油的，太多了......
而我父亲被那红.卫兵炕上司令台的时候，司令台下却开始了稍有的安静，当主持人宣布这一次被批斗人的名字叫艾淳来的时候，司令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沉默不代表屈服，反而是最为严厉的反抗。
当主持人开始在那边“声情并茂”的痛诉着我父亲“劣迹斑斑”的事迹时，司令台下却不再像先前的那两名批斗人员那样，振臂高呼、义愤填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