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材料购入、储存、运送、码放等问题，李曜除了在原材料购入上进行详细解释和重新安排之外，特意谈到了储存、运送等制度改变对于提高效能的作用，并以代州为例来说明。使购入原料从一个主事之人说了算，便成掌军械监、主簿、署令、署丞四级互相监视的新体制，基本可以“各有其查，其一弊则引三昭”，杜绝弄虚作假。
在写完这些之后，李曜又写下一篇《义儿军换装策》。
这篇不是军工产业的管理，李曜写起来更费神一些，主要是思索晚唐时代的精锐军队究竟该怎样配备武器装备的问题。由于义儿军（即黑鸦军）是全军骑兵，因此李曜主要关注了骑兵装备的配备。
李曜知道李克用在希望大力提高黑鸦军战斗力的同时，还很希望提高黑鸦军对其余方镇乃至朝廷中央的军事威胁力，因此李曜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想到了重装骑兵。因为重装骑兵在军事威慑力上，肯定是这个时代的头号种子选手，类似二战时期的装甲集群。
但是，这一想法很快被他否决掉了。因为这个想法，其实并不符合现实。
中国古代自十六国至隋代，一直以“甲骑具装”即人马都披铠甲的重骑兵为军队的主力，至唐初却一变为以人披铠甲，马不披甲的轻骑兵为主力，不少人认为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随之而来的世族门阀的衰落是甲骑具装衰落的原因，李曜历来对此不敢苟同。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战争的发展，逐渐发现了甲骑具装的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机动性差，以及杀伤兵器的发展和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突厥轻骑兵对中原王朝的影响。
公元七世纪前后，从西亚、北非到东亚，重骑兵都面临轻骑兵的强劲挑战，形成了以轻骑兵压倒重骑兵的普遍趋势。在西亚、北非，阿拉伯轻骑兵击败了波斯和拜占庭的重骑兵，轻骑兵代替重骑兵成为战场上的王牌；在中亚，新兴的突厥王国以轻骑兵击败了柔然的重骑兵，突厥代替柔然成为草原霸主；而在中原，新兴的唐帝国以轻骑兵击败了隋的甲骑具装，轻骑兵代替甲骑具装成为军队的主力。可见重装骑兵的衰落显然与农民大起义和世族门阀的衰落无关。
在中原，甲骑具装的衰落也首先是由于其机动性差。沉重的具装铠甲虽然带来了防护力的增强，却减弱了机动性。一件完整的铁具装，约重40至50公斤，特制的重铠可达100公斤。《宋史》卷一九七《兵志十一》载，南宋初年，一领铁甲的重量是45至50斤（约，26.86—29.84公斤）。可见，战马驮载的人甲和马具装的重量至少有60—80公斤，最重者可达130公斤。重铠增加了战马的负担，使其难以持久战斗，只有高大健壮而又稳重的马匹才能充当甲骑具装的坐骑，即使是这样的高头大马也只能以小跑、慢跑冲锋。
然而骑兵是进攻型的兵种，机动性是骑兵作战的基本特点，失去了快速机动能力，就等于改变了这一兵种的性质，就难以体现其优势。早在先秦时期，孙子就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认为作战时应以正面军队与敌交战，而以侧击、迂回、包围等取胜，很重视机动作战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的军队以车兵和步兵混合编成，车兵受道路的限制很大，步兵靠双脚步行，行动速度比较慢，二者的机动性都还很差，这一主张在实践中受到不少限制。只有到西汉时期，以轻骑兵组成的骑兵大集团出现后，这一主张才得到较充分的实践。骑兵大集团的出现使军队由注重力的对抗转变为注重寻找和创造机会，其实质是通过机动、速度来体现军队的战斗力。
魏晋南北朝以降，骑兵发展为人马都披铠甲的甲骑具装，防护力虽然提高了，机动性却降低了。有美**事史学家指出，机动性、突然性、翼侧突击和冲锋的猛烈性这四项因素是古代骑兵战术的基础。而要真正发挥这些因素的潜在作用还需依仗马匹的高度机动性。英**事史学家富勒也认为骑兵的“王牌为速度和时间而不是打击力”。随着战争的发展，甲骑具装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甲骑具装机动性差，虽然适于正面突击，却不适于实施机动战术，不宜于穿插、迂回，出奇制胜沉重的具装使其战术简单、行动迟缓。
然而在唐朝时期，其实并不缺乏正面突击的部队——陌刀军就是正面作战神迹一般的王牌，只可惜安史之乱后这么多年战乱下来，从朝廷到方镇，谁也装备不起陌刀军了。
虽然甲骑具装在对付装备简陋的步兵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对付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和装备精良的步兵时则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处于不利地位。隋军在与突厥作战时“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这说明隋军的甲骑具装很难单独抵挡突厥轻骑兵机动灵活的进攻，需要与步兵配合作战，方能与之抗衡。
隋义宁元年，李渊在太原起兵，西取关中。九月，隋将“桑显和率骁果精骑数千人”，夜袭唐军，唐军初战不利，“诸军多已奔退”。此时，率部众随唐军出征的西突厥特勤史大柰“将数百骑出显和后，掩其不备，击大破之，诸军复振”。隋军骑兵是甲骑具装，而史大柰所部却是轻骑兵。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发挥速度优势绕到隋军阵后击败了防护力强但机动性差的甲骑具装。
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与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