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知道，这全是屁话，至少对唐朝而言，百分百的胡扯！
裘甫、王仙芝，他们是什么人？私盐贩子。
私盐贩子的理念是什么？心忧盐贱盼天灾。——有灾，就有大钱可赚啊！
对于官方的论调，私盐贩子肯定不认同：那些认为天灾导致我们有钱不赚、带头造反的官老爷们，请不要以你们的智商来侮辱我们的智商！
有一种悲观主义认为，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充斥着歪曲、捏造与隐瞒的谎言。因此，研究历史就等于研究谎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谎言，毫无意义。
李曜谈不上乐观，更不敢妄称专业，但他觉得，谎言产生的动机与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谎言的背后，就是真相！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乐趣所在。
裘甫起义时，私盐贩子造反的根源是官府对他们“定点清除”。打击非法，本身无可厚非，官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将黑锅扣到老天爷头上呢？因为“定点清除”无法构成起义的充分条件。——除了领头的几个人以外，起义军绝大部分是农民。
官老爷们需要讲清楚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跟着造反？
原因就是没饭吃，但老百姓为什么会没饭吃？
百姓没饭吃，官方的说法是关东地区连年水旱，这一解释有效地解决了武装暴动的区域问题（有暴民之地必有灾）和规模问题（有灾之地皆绝收）。有灾没灾，只有老天爷知道，但他开不了口、喊不了冤，最终的结论是——天意！国运如此！
多么完美的逻辑！
逻辑很完美，但起义军不认这个账！王仙芝等人的说法是“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李曜高中在课堂上就偷看了几遍的《资治通鉴》更一语道破天机：“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
老百姓饿肚子以至造反，根源就在于——税赋太重！
晚唐的税赋有两个特点：税种多、折价低。
“税种多”容易理解，乱七八糟都是税。
比如说国税方面，唐德宗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将诸多税种合并，推行“两税制”，即一年只按规定标准征收两次，减轻百姓负担(曾论及，此处不再详述)。想法很好，但朝廷不能喝西北风，实际执行下去之后，变成了在原税种基础上新增两次计税，“减法”成了“加法”。
地税方面就更离谱了。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地方官员的“进献”成了中央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进献”当然得由百姓承担，而且地方官员攀比成风，地方税赋逐年增加。(也曾论及，此处亦不再详述。)
即便如此，朝廷的钱还是不够花。唐宣宗时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922万缗左右，在没有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实际支出是1200多万缗，赤字达300多万缗。
税种已经多得很离谱了，但钱还是不够用，怎么办？朝廷又想到一个办法：征“未来税”。——今年征税，连后面几年的一起征。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几年就不用再征税了，而是照此类推，往后面的年份征收。——就算收到千年之后也不打紧，反正先收了再说。
除了挖空心思的加税，官府还在“折价”方面竭尽全力地收刮百姓。
官方赋税是以货币计算的，但往往要求农民直接上缴粮食，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折价”的问题。
粮食的折价会比市场价低得多。假设粮食的市场比价是1:3，而赋税比价是1:2。那么，以现代货币单位衡量的话：农民的一千斤粮食，卖到市场上值3000元，交税就只值2000元，1000元的差价就成了无形中的“附加税”。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又是什么情况呢？假设每户农民应征税赋是6000元，正常折价为3000斤粮食，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6000元可能折价为2000斤粮食。土地的产出不会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农民实际上多留下了1000斤粮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显然是获利的。
但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农民就惨了。6000元的税赋可能折价为5000斤粮食，土地产出也不会因为通货紧缩而增加，农民要比平常年份少吃2000斤粮食。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挨秤砣的是老百姓！
由于当权者常年穷奢极欲、*透顶、频繁用兵，又加上天灾助阵，唐懿宗时期通货紧缩极其严重，农民的负担日益加剧，根本就活不下去。
在“多税种”、“低折价”的双重压榨下，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但口粮无法保证，还欠下官府一屁股的债。
官府不顾百姓的死活，百姓便自谋出路。当然，第一选择还不是风险极高的造反运动，而是钻征税制度的空子。
晚唐的征税制度如此丧心病狂，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这个还真有！
按官府规定，税赋只针对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且地主的税赋远远低于农民的税赋。
当税赋已经超出土地产出的承受能力时，农民便会自动放弃土地，改为向地主租种土地，成为佃户。由于地主承担的税赋极低，因此租金远低于原先的税赋，农民乐此不疲。
很多农民成了佃户，税收少了一大截，朝廷亏空加剧，又开始琢磨“新政策”。
为了保持税赋稳定，打击“佃户浪潮”，朝廷打出了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