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监军的宦官在藩帅的任免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作为唐代中后期位权倾一方的地方大员——藩帅，朝廷对其任命与管理极为重视。通常先要经过“临轩册命”的程序，并赐予“双旌双节”的仪式，最后，由朝廷以诏制的形式昭告天下。通常情况来说，任命藩帅要经过皇帝与宰相在御前会议上研究议定，对于情况比较复杂的藩镇，特别对于有过割据经历，或者军将比较桀骜不驯的藩镇，中央还需要考察所任藩镇内的反应，主帅的任命往往依“众议”而定。因此，及时并准确地掌握藩镇信息对于中央的决策至关重要。由于监军使常驻藩镇，对藩镇内各方面的军政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常常由他们向朝廷传递藩镇上的情况。主帅“有物故者”，往往“先遣中使察军情”而后授之，有时直接由监军使向中央推出藩帅的人选。对于中央而言，监军使的建议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时甚至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注：详例见注释2]
这还没完，监军使向中央推荐的不只是藩帅，还包括藩镇内的重要官员，有时还包括副使、行军司马等。如贞元十二年六月，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风，昏不知事，霍仙鸣荐宣武押牙刘沐可委军政。辛巳，以沐为行军司马”。
再有一个作用，就是缓和矛盾。监军使常驻藩镇，如果只是传达上意并向中央回报情况显然是不够的，对于唐代中后期藩镇林立的局面，各个藩镇之间也有许多的利益冲突，所以监军使还需要缓和藩镇间的冲突，调和藩镇内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功能。其表现为保护可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节将以及安抚士卒等。[注：详例见注释3]
还有就是平息叛乱的作用。监军使，作为与节度使地位相当的中央特派官员，在藩镇内部出现主帅病重、亡故或被驱逐，以至于内部出现极度不稳定的情况，或面临军将哗变的威胁，在此情况下，监军使应当主动地承担起平叛弥乱的重任，以恢复藩镇局势的稳定。[注：详例见注释4]
因为这些穿越到唐朝之后对“监军”的了解，李曜现在对“监军制度”已经没有了早先那种莫名的憎恨，而是更关注监军本人的品性、能力。当然与此同时，他作为地方藩镇首领，对监军也谈不上有太多的好感。
事实上，李曜如今对监军的态度是：有利用价值，要尽力利用。
而张居翰此人，李曜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值得一用的人才。他年仅二十五六的时候，就在排资论辈风气极盛的皇宫中做到枢密承旨，继而升为内府令，这两个位置都是那种既会做事、又会做人之辈才能玩得转的，而他做了，且做得甚好。历史上他在此之后就出任刘仁恭的监军，朱温掌控朝廷大权，逼迫昭宗杀掉各地监军，废除宦官监军制度之时，刘仁恭抗旨悄悄将他隐匿，这也变相地说明他做人做事的能力。而后李嗣昭出镇，他为李嗣昭监军，更是立下莫大功劳，待得李存勖灭粱称帝，大封群臣。当时宦官马绍宏与大将郭祟韬资格老，功劳大，二人当为掌兵权的枢密使。相对而言，马绍宏的资历高于祟韬，但他诬杀大臣，收受赌路，作威作福，天下人多怨之。郭祟韬恐伯他掌权之后难于驾驭，便奏请资历比自己低的张居翰同掌枢密，另委马绍宏为宣徽使，马绍宏因此怨望不已。郭崇韬当时选择张居翰，也是因为了解张居翰的个性，果然张居翰深知自己无法与郭崇韬抗衡，因此谨小慎微，最终保住性命。
如果仅仅如此，李曜也只是当他可以一用罢了，但也未必大用，因为他没有担当。然而后来还有一事，却可以证明他是有担当的，此前只是碍于形势，不得已而谨慎自保罢了。
那是同光三年九月，后唐庄宗李存勖命太子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出征后蜀，蜀主王衍之弟王宗弼暗地里向郭祟韬投降，请求封自己为兵马留后，郭祟韬许之以节度使之职。
后唐军至成都，王宗弼迁王衍于西官，收成都尹韩昭、宦官宋光嗣等杀之，将首级送给李继岌，王衍自知抵挡不住，遂上表乞降。继岌入成都时，王衍身穿白衣，衔壁牵羊，以草绳系颈，迎降道左。庄宗召王衍赴洛阳，并赐诏书说：“固当列士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结果到了同光四年四月，就当王衍行至秦川骤时，突然传来了李嗣源在魏州被叛兵拥立为帝的消息，李存勖慌忙东征平叛。大军将从洛阳出发时，伶人景进献计说，李嗣源来势凶猛，陛下应狮子搏兔，全力以赴。如今太子继岌远在成都未归，陛下跨河东征，国内必然空虚。王衍族党不少，一旦为乱，局势将不可收拾，不如将其杀掉，以免除后思。
庄宗当下便派宦官向延嗣齑敕诛杀王衍，并下诏说：“王衍一行，并宜杀戮。”
张居翰在复查诏书时，认为王衍既己投降，现在又出尔反尔，把他斩首，实在不合天理人情，便将用书贴在柱子上，将‘行’字涂掉，改为“家”字，于是“王衍一行。便成了“王衍一家”。
擅改诏书显然是要冒杀头风险的，所幸的是，向延嗣根本没有想到当时唯唯诺诺地张居翰居然有勇气偷改诏书，因而接到诏书时并未怀疑。更何况当时军情紧急，羽檄飞驰，李存勖自顾不暇，当然也无心追究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