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宦官传》说：时关中寇乱初平，国用虚竭，诸军不给。令孜请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课利，全隶神策军。诏下，河中王重荣抗章论列，言使名久例隶当道，省赋自有常规。令孜怒，用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不奉诏。令孜率禁兵讨之，重荣引太原军为援，战于沙苑，禁军大败。京师复乱，僖宗出幸宝鸡，又移幸山南，方镇皆憾令孜生事。
这说的是：光启元年，宦官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利，以致引起朝廷和藩镇间的战争。但此事上，各史料所记微有不同。《纪》和《会要》称田令孜是要求将盐利依“广明前旧事”、“广明故事”隶盐铁使（应即指度支）而转用供军，传则谓其请以两池盐利直接“隶神策军”。从田令孜生事是因“亲军阙供”分析，此事在后者更顺理成章。《资治通鉴》记光启元年“夏四月，令孜自兼两池榷盐使，收其利以赡军。重荣上章论诉不已，遣中使往谕之，重荣不可”，与此正相吻合。田令孜以神策军而兼两池榷盐使，是为宦官干预盐政之最。不过就重荣所言“使名久例隶当道”和其他记载表明，唐廷以河中节度使领盐池，及由宦官居中干预，都不是始于此际而是其来有渐。
早在乾符四年，王仙芝、黄巢进陷沂州、郓州等地，并攻围宋州。受其影响，陕州、河中相继发生军乱。河中的军乱应是其地不安定的开始。朝廷遂以窦璟镇之，次年九月，复以户部尚书判户部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与此同时，两池的管理也发生相应变化。《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说：袭吉，乾符末，应进士举。遇乱，避地河中，依节度使李都，擢为盐铁判官。
李袭吉当年就曾被擢为盐铁判官，说明这时的榷盐使已由李都兼任。唐廷以节度使兼掌盐池，大约是借助其兵力以保护盐池，这种情况也许是自窦璟即开始了。但既以地方掌盐利，与中央的关系将如何协调呢？
其实很简单：由宦官任副使。比如宦官吴承泌充“解县催勘副使”是在乾符之末，正与窦璟李都等任使同时。“催勘”的意义是对榷盐使应上缴的盐利加以催促、检稽，这是对节度使主掌盐利实行监督的作法。吴承泌是朝廷的代表，换言之是勾通藩镇与朝廷关系，以保证盐利无失的人物。吴承泌的任使，也许是宦官直接操纵掌管盐利之始。他的任使是从乾符末一直到“蒲帅王重荣尽占盐租”之前。甚至在“关河失守”僖宗幸蜀之后，他所催征得的盐利还被用为“传檄诸道”、“责官司奔问之仪”的本钱和号召，并被用于供给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勤王的军队。由此可见，在黄巢乱军占领长安之前，朝廷仍能基本拥有盐池之利，只是这时的主掌者已不是度支隶属下的榷盐使，而盐利的获取实际上已需转借藩镇之力和宦官之手。
进一步的变化是在王重荣任河中节度使之后。广明元年十一月，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作乱，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命为留后，次年四月复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任留后及使同时，大约即“尽占盐租”，故田令孜请两池盐利，有“广明故事”之说。《资治通鉴》综合诸史料，称广明元年黄巢入华州，“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于贼”，但不久即发兵相拒：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材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
王重荣抗拒黄巢，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营于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故始有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资治通鉴》记载其事曰：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彼亦有殉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郑从谠，时河东节度使）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十二月，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
往后读者诸君尽知：李克用于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与诸镇兵会于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真要说起来，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司空图对此写过：“但既逼寇仇，且当津要，车徒遝至，竟赴齐盟；戎夏骏驱，共匡京室；虑风迴于原燎，竭日费于云屯；辑睦允谐，供储克赡，栋持广厦，鼎镇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国之盗，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勋复旧都，庆延殊渥”，其对王重荣兴复唐室不无溢美。但说到借道诸镇，使“戎夏骏驱，共匡京室”，及竭财赡军，“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必不是事实。所以说，河中两池盐利在其中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唐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最开始或出于盐池武装保卫之需，继则出于无奈。王重荣的任使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