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是真急了。
他四处瞥了一眼，尉廨里只有田老儿一个旁人，正忙着收拾卫生。
忙拉着杨钊坐下来，耐心劝道：
“杨县尉来县里的时间尚浅，许多事情还不了解。我今天也是豁出去了，就给你透个底吧，哪怕是你和李录事加起来，也斗不过县尊的。
“你别看县尊平日都坐在内堂里，但衙门里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他的眼皮子下，他之所以现在忍而不发，一则是时机没到，再则，我猜想，是要一杆子打尽……
“杨县尉不信？
“我就是岐州当地人，许多事比你和李录事知道得多。我跟你说两个事吧。杨县尉查出来了县内的财政亏损，可知这亏损是谁填平的么？正是县尊！
“每到年终结账时，县尊会来户曹查账，听取当年的收支状况，再过后几日，他便会给出一些地名和人名，我们依着那些名字就要，就真能拿回亏损的钱财来。你说他的势力如何？还有便是岐州府里的长史李择言，杨县尉可知他和县尊是何关系？”
杨钊问：“是何关系？”
“县尊便是李择言的族兄。他还有这样一层关系在，杨县尉与他争斗，实在是不明智。”
其实，杨钊对这些信息并不关心，因为他并没有打算和李贞元斗。
他唯一感兴趣的，是王伦说这些话的意图。
于是继续试探道：“我从未想过和任何人争夺，我所做的，只是要改善县内的现状罢了。而我和县尊的那次争吵，也仅仅是因为两人理念不符，为的都是公事，绝无私人恩怨。”
“杨县尉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王伦摆了摆头道，“恕下官直言，杨县尉精于财税业务，却似乎不善于人事。什么叫公事，什么又是私事？这两样本就不可能择清楚。更何况这世间之事，说起来是事，是对事不对人，但其实背后都是人的利益在推动……
“做事的人不对，对的事也变成了错的；而人对了，哪还有不对的事呢？”
王伦这番话说得颇有见地，让杨钊对他高看了一眼。
没想到这位户曹主事业务能力一般，倒对人事利害见解不凡。
杨钊再问：“依王主事的意思，我在县尊眼里，现在便是不对的人，所以无论我做什么事，在他那里都是错误的。那么我又该如何做，才能变成县尊眼里正确的人呢？”
王伦对着杨钊瞧了半晌，
最后化为摇头一叹：“恐怕是难了。我虽然和杨县尉相识日短，但也能看得出来，杨县尉一心为公，性情坦率，行事刚正不阿……所以，即便我说了法子，恐怕杨县尉也未必听得进去。即便听得进去，也未必能做得出来。即便做得出来，也未必便能做得自然，让县尊改眼……”
其实王伦要说的方法，杨钊大概能猜出来，无非登门谢罪，从此改“过”自新，赢得李贞元的“宽大处理”，等等。
杨钊不是做不来这些，而是为了一个李贞元，他没必要。
杨钊顺着往下说：“既然王主事知道我做不来，也挽回不了在县尊眼里的形象，又何苦来跟我说这些呢？”
“这……”
王伦哑然了。
是啊，他何必要跟杨钊来说这些无用的话呢？
“说了便就说了吧，也无甚大碍。王某在衙门里当了近十年差，从未见过杨县尉这般才干之人，若不说，我心里过意不去。说了反倒畅快。只是我这许多胡言，希望杨县尉能听得一二句进去。仕途不易，万望保重。”
王伦倒也洒脱，朝着杨钊一拱手，转身便出了尉廨。
田老儿这时也收拾完杂活了，走过来好奇道：“郎君，王主事跟你说什么了啊，怎么感觉……怪怪的。”
“好好干你的活！不该问的，别瞎打听。”
杨钊依然看着王伦消失的背影。
真正令他感慨的，是王伦明知这番话说不得，却依然对他说了，而且也没暗示他不要将所说的话泄露出去，似乎全然没将自身利益放在心上。
单就这一点，再次说明王伦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杨钊两世为人，深感人性的狭隘和自私。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无外乎两个动机，一是利益，二是情感。
虽然人人都将道义挂在嘴边，标榜自身，可谁又会为了道德和大义，去做一些违背自身利害的事情呢？
王伦能毫无私心，又不顾利害，跟他说出这一番话。
实为不易。
…………
玉溪园的土地全部测出来了，接下来便是等诗圣那边的消息了。
一旦杜甫将地契拿来，县衙就可以立即动手，精准地将土地圈出来并登记入册，不给玉溪园留下暗箱操作的空间。
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原主杨国忠以前在新都干得太多了，如今就存在杨钊的记忆里，被他拿来当做反面教材……这也是他一定要抢在地契送来前测地的原因。
距杜甫给出的半月之期还差最后两日。
杨钊给户曹的官吏们放了一天假后，又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接着去测量本县的王、孙、戴等几家豪绅的田产。
县衙连玉溪园的土地都敢测量，还会怕其他乡绅大户吗？
而且，用着二十年前的青苗簿，县里的赋税问题首先便在于此。户曹房的官吏们自然知道其中的危害，也知道早该重新测量土地了，可二十多年县里没测过地了，账簿上用的都是各地乡绅和里长自觉报上来的土地做上税依据，这种潜规则已经养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