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外，县衙还会向当地百姓收取“户税”。
户税，顾名思义，是以户为单位收取的税费，以铜钱的形式征收。
帝国内的百姓被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按照“富者税其钱”的原则，分别缴纳铜钱四千文到二百四十文不等的户税。
有了户税，自然也有地税，向土地使用者征收。
贞观年间定地税为每亩纳粟（或麦或粳或稻）二升（10升为1斗，10斗为1石），后因为民间土地的隐瞒和流动情况太多，难以征收，义徽年间便干脆取消二升的固定税额，依据户税划定的天下九等，向每户征收不同额度的地税。后到了开元年间，天下大治，朝廷下定决心厘清天下土地后，结合了贞观和义徽年间的征收方法，既定额、又依据等级，向天下百姓征收五石到五斗不等的地税。
租庸调和户税、地税，构成了大唐百姓的五项基础赋税。
但他们需要缴纳的赋税还没有完。
这几乎是每一个王朝的宿命，开国时政治清明，与民休息，只向百姓收取少量赋税并约定永不加赋，但很快就会财政崩塌，并变着法的收取各种名头的苛捐杂税。
这些杂税中，最有名当属“括户”和“追死”。
括户，便是搜刮逃户和籍外田。
括户本身就带有与民争利的性质，当朝廷下令括户，基本可以断定财政上已经出现了大问题，非得用这种强制办法来扩充税源，扩大徭役和兵役的来源。
更可怕的是，上有所好，下必附焉。当朝廷为了括户而挥舞大棒或赏出胡萝卜时，地方政府便会争相上报括户的政绩，可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户可括，于是便会把相应的税费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开元十年，在户部侍郎宇文融的主持下，大唐朝廷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括户行动，熊熊烈火之下，片瓦不存。
杨钊记得，新都县就在那次括户行动中上报了大量不实的逃户和新籍田地，县内官吏因此仕途攀升，想来扶风县也不会例外。
虽然朝廷的括户大风已经刮了过去，但因为括户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却是永久地保留在了赋税中，做为百姓每年必须上税的一种。
另一种，叫“追死”。
指的是当地在籍的农户不断流失，而地方官员又不敢将这种情况如实上报，因为管理的地方农户减少，这等同于向朝廷坦承自己管理无方，不但会影响仕途，稍有不慎便会被杖刑流放甚至是杀头。
于是只剩下一个方法可行，便是追死，将逃户的赋税分摊给正常纳税的农户。
除括户和追死外，此时还有一些其他杂税，如时兴的丁防税和和籴费用，也都会摊派到普通农户身上……
细细理了一遍百姓们需要缴纳的赋税后，杨钊忍不住在心里长叹一声，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老百姓，实在是不易啊，一年到头来辛苦耕种所得，几乎得被官府搜刮干净。
幸好大唐立国时曾奉行藏富于民的国策，所以尽管近来朝廷和地方盘剥厉害，也总算还没有引起大灾荒和大动乱。
而更令杨钊疑惑的是，官府已经极尽盘剥之能事，几乎将每家每户里的余粮全部搜刮了出来，他粗略估算了一下，每户每年应承担的税额总数约在十贯石匹端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夸张的数字，可说是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可，为什么县衙的财政收入还会持续走低？
除非扶风当地发生了重大的天灾人祸。
但杨钊当即就排除了这种情况。
因为按照唐律和地方惯例，如果当地放生了洪涝旱灾或蝗灾等重大灾情，是可以上报朝廷并被适度减免赋税的。呈现在账簿上，便是财政收入在某年呈断崖式下跌，而非这种持续走低的状况。
要继续弄清楚其中的缘由，光看账簿是不够的了，必须得深入了解扶风县情才行。
此时已是午时正刻，距杨钊来官署里翻阅账簿已过了三个时辰，田老儿早困得蜷在墙角流哈喇子了。
杨钊叫醒了他，唤他前去传袁大头带上色役册和青苗籍来听差。
杨铆被杨钊寻了份不良人的差事，而田老儿则没有派具体差事，跟在杨钊身边当个使唤的杂役。田老儿倒也乐意，他本就不是当差的料，如今跟着杨钊当个长随，杨钊是一县县尉，少不了有人要求见或求办事，而要见杨钊首先得过他这一关，他正好可以从中上下其手，大钱肯定捞不到，但捞点小钱、寄回清白乡去贴补家用还是绰绰有余的……
田老儿去了后不久，袁大头来了。
县衙六曹中，本就是户曹距离尉廨所在最近。
色役册和青苗簿各自堆了一摞，摆放在了杨钊的案上。
杨钊取出最上面、也即是最新的两本簿子，将上面扑落的灰尘拍了拍，却不急着翻开：“袁翁，这两本册子是什么时候造的？”
唐律明文规定，朝廷也多次下令斥责，每三年必须造一次色役册，但出任过新都县尉的杨钊却是清楚，地方官府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故有此一问。
袁大头很是踌躇了一阵。
但联想到杨钊昨日展现出来的能力，他知道隐瞒不了，也不敢隐瞒，选择了直言禀报：“回杨县尉，户册是开元二十三年造的，青苗簿是开元……十一年造的……”
“这么远？”
杨钊心里一惊。
新都县同样有这两本簿子，都是开元二十五年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