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城下一直等了三天，也没见到李国英有丝毫撤退的征兆，这期间袁宗第经历了从满怀希望到彻底失望的整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参与军事会议的众军官也对袁宗第的判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甚至就连袁宗第的信心也动摇了。
邓名麾下的浙兵和原川军出身的卫士对袁宗第缺乏足够的敬意，有人开始质疑袁宗第的战略，公开提出从上游清军顾及不到的地方渡江，然后进攻浮屠关，从陆路逼近重庆。
“此计不可。”袁宗第一听到这个提议就马上表示反对：“我军被长江截为两段，增援不易，而且一旦与清兵对峙，我们的水师就要从江口撤回来掩护陆师。”
袁宗第指出清军背后乃是坚城和联营，即使稍微受挫也不怕，但明军若是败阵就很危险的，所以势必要让水师在陆军边上，这样万一被击败，有部队被清军包围的话，也可以通过水运脱险；而且军队分散在长江两岸，也需要通过船只进行联络和增援：“但如此一来，我们就封锁不住嘉陵江了，李国英在重庆城头是能把我们的动静看得清清楚楚的，水师分散兵力就会给鞑子乱中取胜的机会。”
“我们全军渡过长江如何？”李星汉说道：“若是我军尽数渡江，那也就没有必要堵着嘉陵江的江口了，我们陆师和水师都集中在一起，也不会给鞑子偷袭的机会。”
但袁宗第仍是摇头：“上次我和涪侯可以攻打重庆西墙，那是因为鞑子兵力薄弱，完全没有逆袭的机会，但现在李国英手下两、三万兵马，浮屠关根本展不开兵力。”
从浮屠关到重庆西面的城墙，这一段的地形类似一个狭长半岛，被长江和嘉陵江两面夹住，一旦单纯从这面进攻，就会变成一场消耗战。
“李国英善守，这种单面进攻更是不利，消耗起来我们损失肯定会比鞑子大得多，而且李国英还有火炮，嘉陵江在他手中，他随时可以派人趁夜在我们背后登陆袭营，防不胜防。”袁宗第觉得在这样狭窄的正面强攻背靠坚城的李国英，很难取得良好的战绩：“再说鞑子骑兵也很多，还是我刚才那话，要是他们受挫，退到下一个营里或是重庆城中，我们就没有办法，要是我们万一失利，就会被鞑子乘胜追击。”
除了难以进攻外，袁宗第还认为全师渡过长江还有其他的隐患：“鞑子不一定会从保宁再发援军，但我们不能不防。除了要防备李国英派人潜渡外，我们还要留很大一支部队防备嘉陵江上游突然赶来一支敌兵，免得他们突然出现在我军背后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此外还有贵州方面的威胁，遵义这条路没法通过大军了，但吴三桂派几千援军过来还是可能的。这支敌兵出娄山关顺着綦江可以直达江津。所以不但要放一支部队放着北方保宁来的敌兵，南面江津还要放一支部队防备贵州来人包抄到我军后方。这一来二去，我们还能拿出多少兵马攻打浮屠关、重庆西墙？”
现在除了邓名和袁宗第所有的一万两千战兵，还有奉节派来的两千多甲士，重庆李国英手下的披甲估计在八千左右，看上去明军有接近二比一的优势，但刨去后方的掩护部队，明军的优势其实很有限。
没人能拿出办法来解决袁宗第提出的难题，既然如此军事会议也就得不出任何结果。
“顿兵坚城之下，实在不是好兆头啊。”邓名又一次和袁宗第来到江边，望着对面仍纹丝不动的重庆清军，邓名萌生出退意来：“归根到底，我们还是实力不足，只要李国英下定决心死守，我们就拿他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和他打一场消耗战。”
“提督是打算退兵吗？”袁宗第听出了邓名的弦外之音，脸上也都是无奈之色：“可重庆在李国英手中，长江水路就不通。这才一年而已，李国英就已经能够在重庆放上两万大军了，要是再过几年那还了得？”
重庆清军把川鄂明军分割成两个集团，而且重庆的清军实力越强，奉节受到的压力就越大，不但夔东军无法在成都需要时及时增援，川西也无法在物资上支援夔东，袁宗第一筹莫展地看着重庆城上的绿旗：“我们若是不拿下重庆，李国英就会以它为据点，将势力发展到江南，把川西和川东彻底分断，甚至能和贵州取得联系。”
当初刘体纯和邓名第一次讨论四川战略问题时，也反复提到重庆，说这是一定要拿下的据点，只要重庆在手，不可能得到接应的吴三桂大军就无法从南面威胁四川，明军也就有了回旋的余地。
邓名虽然也很迫切地想完整地取得长江上游的控制权，但没有从李国英手中夺取重庆的实力，那着急也没有用：“袁将军可还有良策？”
“没有。”袁宗第很老实地回答道。
“那我们就在这里不战不走吗？”
“我们再等几天吧。”袁宗第说道：“反正提督从江南缴获了大量的粮草，足够大军所需。”
现在邓名的军中还有上百万石的军粮，几万大军暴露在外虽然消耗惊人，但坚持一年都不是问题，只不过邓名看不到坚持的意义：“我们等什么呢？”
“或许会有什么转机。”其实袁宗第也知道等下去未必会有什么意义，只是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说它是扎进明军要害的毒刺也不为过：“末将再好好想想，看看能不能想出什么破敌良策来。”
失火已经过去那么多天了，明军再躲在山后也没有意义，在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