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罢不成也罢，这对中国没多大影响。既然齐会深推荐了同志，大家也就全部相信齐会深同志的眼光。
1937年4月7日，中国方面派出去了特使。事情果然如游缑所预料的那样，日本方面根本没有拒绝，反倒是紧张激动的等待着中国的特使到日本去。
日本人也害怕中国趁火打劫，而且统制派本来的计划中也有与中国暂时全面缓和关系，以扩大日本的进出口贸易。这也不是统制派就真的坚持“中日亲善”的立场。东南亚的原材料开发有限，美国与日本之间又相隔着一个太平洋。从这两地进口原材料与设备都存在成本高昂的问题。如果能从近在咫尺的中国得到原材料，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这次兵变的时间点又恰恰在统制派马上就要完成国内统合，建立起未来日本新秩序的关键时刻。统制派的核心人物已经被一网打尽，其他派别处于群龙无首的地步。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期，恰恰群龙无首。那么谁能够当了这个龙首，自然能够把已经完成的工作据为己有的好时机。
兵变后的部队并没有大开杀戒，只是在日本东京实施了军管。中国特使前来的消息，让北一辉感到极为高兴。他立刻把这消息通知了被囚禁的高官，这消息给这些心怀各种想法的日本人带来了相当的冲击。
对日本来说，“谁牵头”召开重要会议可是一大问题。这决定了会议召集者的地位，至少以日本的历史传统而言，天皇从来都是在幕后，甚至是被下面的头子们所控制。召集会议基本上没有天皇什么事。以现在的局面，召集会议的无疑是掌握了东京的这帮兵变派。
胡服同志以敏锐的观察能力迅速发现了问题，而且在东京以惊人的体力与精力连续拜访了各个派系的头子之后，就理顺了当下日本的情况。
被起事部队扣住的铃木贯太郎获得了许可，前去见天皇。他把加藤辉三中佐已经向天皇提出过的要求再给讲述了一遍。起事部队的要求比较简单。
必须恢复天皇亲政的**；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和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为威慑俄国，立即罢免林铣十郎。以及在日本实施“昭和维新”，开战土地改革，重建国有企业，以及完成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
前来劝告的不仅仅是铃木贯太郎这位海军重臣，川岛陆相也得到前来劝说天皇的机会，川岛介绍完了兵变部队的要求之后趁势建议说，请陛下姑念起事者系奉陛下之名、秉承统帅之意去行动，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请陛下予以谅解。
川岛的话还没说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气说：“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之所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校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见天皇震怒，川岛只好咋舌而退。裕仁犹余怒未消地自语道：“陆军的无法无天难以想象，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对于皇道派的叛乱，统制派的幕僚军官们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是由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他们只得求助于天皇的最高权威。4日下午，在外地的第二师团长梅津美治郎和第六师团的谷寿夫、东条英机等人明确表示了坚决镇压的态度。
天皇自然是要负隅顽抗，不肯向兵变人员屈服，其他势力可就未必如此了。
兵变部队提出的要求在与统制派达成共识的那帮人听来就显得很合胃口了，除了土改这件事比较有歧义之外，其他的要求在上层看来非常熟悉非常有道理。
北一辉当然对此也有自己的计划，没有必要把所有人都逼到对立的立场上。他趁着这个时机，开始发动在乡间的那些日本反封建同盟的基层力量，开始组织起了“觐见天皇”的行动。各地对现有秩序不满的各地百姓们，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们都带着家乡父老的嘱托，带着满满的悲愤与希望，亲自到东京向天皇倾诉。
日本反封建同盟的基层人员向这些人保证，到了东京之后一定可以亲自见到的天皇，并且向天皇亲自转述这些发生在日本的悲惨事实。
胡服同志经过这么一系列的拜访之后，4月14日向人民党中央发了一封长信。开头直截了当的写到，“日本兵变正在向革命方向转化”。
北一辉的想法倒是真的符合了日本的国情，日本的问题在于**全部把持在层层的统治阶级手中，人民的声音是根本无法“直达天听”。当然，直达天听其实也没多大意义。天皇从来不是代表日本人民的。
但是这种做法的目的可是要大洗牌，一旦这种直达天听的行动得以实现，那么保守压迫的日本人民当然希望这种局面能够维持下去。这就跟中国老百姓告御状一样，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直接与最高统治者接触，哪怕是这种告御状其实就是个玩笑，但是有没有这种想法可真的大大不同。这是人民在起来反抗。
1922年10月28日，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