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此次美国之还有一个目的，是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结束他归国后一直流传的“冒充博士”的流言。
“胡博士”在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风风火火数十年，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博士学位，谁会不相信胡适是真博士呢?
可是，事隔三十多年之后，胡适的博士学位竟引出问题了。
1952年，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先生，为庆祝1954年哥大二百周年纪念，着手编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1957年出版，却没有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林氏是根据校方正式纪录编纂的，难道这些正式纪录里竟没有胡适论文的纪录？如果是别人也可能没多大关系，但因为是名声海内外的胡适，便不能不引起一些人关注了。
后来，袁同礼先生编《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胡适是1927年的博士，晚了10年，自然又是一个疑问。袁君便托当年在哥大留学的唐德刚先生复查。唐君为好奇心所驱使，乃去哥大校史图书馆及其他有关部门“彻底清查一遍”，查得胡适的“正式学位纪录确是1927而非1917”。于是袁同礼只好将胡适得博士学位的年份同时列入1917年和1927年，含混过去了。
这两份目录，都是英文的，又专业性很强，流传不广，因而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没有引起外间人士的注意。倒是去哥大“彻底清查”过有关文件纪录的唐德刚，曾经“慢慢委婉地”向当年流亡在纽约的胡适透露了这个学位的问题。胡适便也逐渐地向唐君“说明其中原委”。而每次解释时，他都免不了“有点苦笑的表情”，并为此“而感到尴尬了”。胡适尽管尴尬，但那时仅有他的“小朋友”唐德刚君知情，外人并未与闻，也没有人怀疑胡适是真博士。他仍然顶着博士头衔，在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最后飞回台湾省，出掌台北的“中央研究院”。
胡适的“博士问题”公诸于世，引起风波，并大开笔战，是在他逝世15年之后。
1977年，台北《传记文学》连续刊出唐德刚的《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三篇，“之三”题为《七分传统，三分洋货》，其中说：“胡先生在哥大当学生时，……按理他那时应该规规矩矩搞“哲学”，把个“哲学博士”读完再说。他不此之图，却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捞鱼摸虾’。捞得热闹了，他就甩下哥大这个烂摊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时名声赫赫，《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适博士著”的头衔。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所用的“待赠博士”(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册时的英文名字是shuhu，拿学位的名字则是hu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
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刊物上公开披露胡适的学位问题，宣布胡适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文章里有不少闪烁其辞的话，不免令人疑窦丛生。消息传出，便成了大新闻，并引起疑胡和卫胡两派的一场笔战。
纽约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后改称《北美日报》)，首先发表潘维疆、胡祖强的三篇文章，并用特大字体标题：“胡适非真博士”，作头条新闻刊出，说胡适冒称博士，且“冒称一生”云云。
于是唐德刚不得不出来说话，投书该报，提出批评，谓“胡适乃真博士”。接着，台北的《传记文学》也发表了汤晏、夏志清等人的文章，起而卫胡。其中夏志清的文章主要还是针对唐德刚、汤晏二人，批驳他们所谓胡适晚十年才拿到学位，是考试“砸锅”，是“规定住校年限不足”，或“捞鱼摸虾”搞文学革命，或“谈恋爱”，不务正业，等等说法。夏君认为只是个“手续问题”，并请已退休的哥大丁龙讲座教授富路得先生出来作证。
富氏在答复夏志清的信中说：“事实很简单。数日前我已将全部事实真相提供给唐德刚。缘于胡适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有一项规定，要求每位博士候选人要向学校当局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我想胡适当时认为，对他来说，在中国同侪中展露才华，远比集中精力去出版他的论文更重要。因之，1919年他撰写并出版了他的第一卷《中国哲学史大纲》。至1922年，他又出版了《先秦名学史》(上海亚东图书公司出版)，但他当时没有想到将副本呈送给哥大当局。迨至英国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担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工作时，他又要去美国。于是，他电请他的出版商将他所需要的论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
“当我获悉胡适将返美时，即征得教务长武德布立奇的同意，约请他在哥大作九次演讲(六次对中文系，三次对一般听众)，他接受了约请。到那年毕业典礼时，他顺理成章的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也有幸，陪他一同走上讲台。当时我认为，迄今我仍如此认为，胡适觉得哥大这项规定至为幼稚，他毕竟已经展露了才华，何必为此而烦心呢。不过，后来当他晓得他要返回母校时，他又改变了他的想法。”
富路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