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发表的《中国的学生反抗》等数篇文章中，杜威对五四运动做了堪称全面、详细的记述，其中，他直言“最糟的是大学已经变成了监狱，而许多军队围着它搭起了帐篷，外面还张贴一张公告，说明这就是演讲妨碍和平的学生的囚禁之地。这是不合法的，等于用军队查封一所大学，而后其他的团体就非对政府让步不可。”
从杜威的家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的观感尚缺系统的背景，一些判断事后又被他自己所否定。1919年12月，他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
作为一位哲学家，杜威对五四的关注不限于具体细节，而是以小见大，他说，“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些表达证实了他的关注程度和深度高到什么地步，几乎接近于外国驻中国的专业媒体记者。
随着观察的深入，有意无意间，不知不觉中年届六十的杜威深深陷入了中国的那场风云际会中，成了广义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并以独特的身份和与众不同的思想观念与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互动。
杜威参与互动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在媒体上公开发文章，他先后写了《中国的学生反抗》《学.潮的结局》《中国政治中的新催化剂》等涉及五四运动的文章，还在家信中反复讲述五四相关的情形，其中《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有些地方他们比我们更民主》《我们看到了中国活生生的一页史实》《中国真正的觉醒》等直接讲到五四运动，并给予较高的评价“你无法想象未签署巴黎和约对中国有多重大的意义，这可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也可说归功于这些男女学生的推动，当中国能独立做到这类的事情时，美国实在应该感到羞愧。”
在杜威离开中国前一个月，纽约发行的《中国学生月刊》上刊文道：“杜威先生在中国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从他抵达中国到现在，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一些银行家和编辑经常去他的住处拜访；一些教师和学生则集聚在他的教室里；一些社团竞相接待他，听他的讲演；一些报纸竞相翻译并刊登他的最新言论。他的发言和讲演被竞相阅读，他的传记被精心撰写。人们认真地评论他的哲学，并毫不费力地记住他的名字。”
互动的最主要也是发生影响最大的方式还是讲座。5月18日下午7时，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真正之爱国》，5月25日晚演讲《共和国之精神》，各校学生听讲者3000余人，从讲题看就是对五四运动的直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