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想来戈氏还真是个倒霉蛋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传到了他手里的国家已经是个千疮百孔了，回天乏术了。什么时候都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叶老四轻哆了一口清茶道。
“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贺军尧眯起眼睛，慢悠悠地说道。
“噗……”叶老四笑道，“想想还真是精辟。特权、*使苏共渐失人心。背弃人民必将被人民唾弃。”
叶老四把玩着手里的白如雪的小瓷杯，背靠着沙发，淡淡地说道，“自1922到今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整个一部70年*史。”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可是特权已经泛滥。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早已泛滥成灾。而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制度化、合法化。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泛滥。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体系发起首次攻击，最后的结果是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环境。
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的最前线。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
“嘿嘿……到了戈氏这个倒霉蛋儿上台，全面*下他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对特权*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而且又缺乏有效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叶老四说的不胜唏嘘，感慨万千，他抬眼看向贺军尧，无声地说了声。‘咱们呢？’
“ 治国先治吏。”贺军尧手中的茶一口而尽。
““治国先治吏”。我国自先秦时期起，所有明智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吏的严格要求和管理。 查阅历代纪元表，桓公二年，即是公元前710年。屈指算来，距今已然2721年了。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我国古代的政治家，就提出了如此振聋发聩的伟大思想，怎能不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感到由衷的钦佩和自豪！这个光辉的思想。影响了由古至今一代代的政治家。从正面来说，这个思想，是所有志存高远、雄才大略的明君贤相，恪守不渝而又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每一个太平盛世的铺垫基石。
从反面来看。我国历史上，每一个积贫积弱、乱象丛生、*溃烂的朝代。又无不是违背了这个思想所酿成的苦果。国家之兴衰治乱，原因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追根溯源，九九归一，根子大都出在“吏治”上。从这个思想共识出发，以治国安民为己任的政治家们，自然就领悟并推导出了“治国先治吏”的治国方略。
被史家誉为“西汉中兴之帝”的汉宣帝，在总结自己的治国经验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政论家，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的唐甄，在他的名著《潜书》中写道：“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而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这自然是观察了多少个朝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吏治清廉，则国泰民安；吏治*，则国破家亡。披览史籍，悠悠五千年文明史，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也。古语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回首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说：国家之兴衰治乱，“成也吏治，败也吏治。”叶老四洋洋洒洒一通长篇大论，发泄心中的郁闷之气。“然而人类总是在愚蠢的重复不断的犯同一种错误。”
贺军尧食指轻轻叩着扶手，不说别的，单单就抚恤金案件，就向南儿说的，贪腐也是积少成多，贪腐时间长达十年，这么长的时间还不是上下沆瀣一气。他们真的都是吃干饭的。
“不是犯同一种错误，而是人性如此。”贺军尧已有所感道。
“戈氏上台，引领苏联国家进行所谓民主的、人道的体制改革，改革嘛，既然要“改”那就必定会“动”，而这一个“动”，就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