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冲本人名下在兴文寨没有一亩田地，没有一座私宅。可他父亲王彦中，以及他的四个小妾，在兴文寨有近十顷田，若干处果园，若干座宅院。兴文寨的若干商行，包括获利丰厚得足以代兴文寨官府偿还粮款，由此换得大片田地的果行，竟是由王冲的僰人小妾占着最多份子。
跟兴文商行比起来。果行又不值一提了。兴文商行几乎垄断了兴文寨的粮食外购和特产外销生意，而这家商行的份子由僰人族老以及王冲的僰人小妾分占。兴文寨本地各行各业，绝大多数都是兴文商行的下家。
这些事在兴文寨几乎是公开的，宗颖不费什么力气就打听到了，由此可见王冲是多么肆无忌惮。但别说宗颖，就是他父亲宗泽都找不到什么话说。毕竟这是官场通例，而且王冲家人所得的这些产业也都作得来历清白。
可是通例之外。宗颖和父亲又发现了特例，那就是兴蔺商行。这家商行主业为铜器制贩，面上是蔺州巡检，罗氏夷人旁甘的产业，不过据父亲宗泽在蔺州所闻，其中不仅有王冲的份子。还有泸州都监种友直之子，纯州监押种骞，泸南安抚司勾当公事、滋州巡检江崇等人的份子，当然都是通过族亲或者干人掌着，并没直接在各人名下。
这水就浑了。种友直在泸州掌兵十余年，根基牢固。又是种家旁支，而江崇则是国戚贵胄，之前本任泸州廉访使。再算上旁甘这个罗国旁支权贵，这几方人马通过兴蔺商行绑在了一起，王冲所献西南策，背后可不止是他一人的私心。
兴蔺商行从旁甘那里得铜，再铸为铜器，这生意可不是一年几千贯的概念。每两个月就有一个满载粗铜的大商队抵达兴文寨，四五百匹骡马驮运，粗略算下来，一趟就有六七万斤铜，按一斤铜二百文的时价算，一年就是近十万贯……
兴蔺商行不止作铜器生意，还在作铜钱铁钱兑换生意。由旁甘把控的罗氏鬼国商路都是用大宋的铜钱，在川峡四路只能用铁钱，罗国商人必须把铜钱兑换成铁钱，这生意也是兴蔺商行把控。
宗颖曾经以为罗国的铜钱是从广南过来的，可细看过实物后才否定了这个猜测。那铜钱制造还算精良，但能分辨出差别，并非大宋钱监所造，只可能是罗国，甚至是旁甘个人在他罗国领地内所造。父亲宗泽确信，旁甘向兴文寨所贩粗铜仅仅只是遮掩，兴蔺商行不过是与旁甘共利，融这种假铜钱谋利。
宗颖想不通其中关节，王冲等人为何这么做，宗泽也是琢磨了许久才略有所得。他认为，这是王冲等人借朝廷尚未在此事上立下规制，先钻空子谋利。毕竟这钱不是大宋所造，而此事也未有先例，有宋百年以来，都是自己所造铜钱外流，未有藩属它国仿造回流之事。
这事从程序上说，也就王冲和宗泽两位地方官接触到了，王冲本就是当事人，宗泽就成了需要考虑是不是上报的唯一一人。但宗泽还没想明白，此事对朝廷来说到底是不是好事，而且即便上报，朝廷会怎么看又是另一回事，总之这个空子要堵住，起码得再等个一年半载。而且此事与边事司所担第一桩要务紧密相关，他还得在上报之前，先想明白，以及跟王冲沟通好，该怎么让此事为边事司所用。
不过父亲宗泽确信，不管朝廷怎么想，最终的决定都对兴蔺商行不利。坏事自然要禁，好事么，也轮不到兴蔺商行继续得利。只是即便朝廷揽下好处，兴蔺商行依旧有利可图，积年经营铜铁钱兑换的商誉摆在那里，又熟悉行情，依旧是商人兑钱的首选之地。
“这就明白了，王冲所献西南策，就是为他们的钱路着想……”
当时宗颖这么对父亲说，难怪王冲所上的那份札子如此有力，背后是泸州本地人、朝中国戚以及罗国权贵几路人马。法文未立时先钻空子谋利，但这空子继续钻下去就要捅出大篓子，不如让朝廷瞩目于此，立定法文，而他们也可借此势预作准备。即便朝廷揽走大利，他们依旧能把持住剩下的小利。
“如果西南策只是立足于铜事。倒可以这么看，可看王冲此子，所图却非铜事这么简单。”
那时王冲正去了播州、遵义军一带，宗泽对此另有感受。
宗颖不以为然，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嘛，以私利撼国家大策，新党不就是这类小人么？
兴蔺商行之事还只是大面上的认识，王冲在兴文寨的治政细务。才是宗颖坚信王冲是新党小人的关键。
看看王冲在兴文寨干了什么……
青苗法，虽然是另设青苗仓，虽然是自愿，虽然是发青苗票借粮还粮，但这终究是青苗法。听说过推行青苗法的官员不是新党中人的么？没有，所以，王冲肯定是新党。
保甲法。兴文寨的保甲尤为严苛，寨中大招铺丁义勇，甚至妇人都在征召之列，日日盘查清道。寨中望楼铺房广布，不管是走水还是盗情，铺丁顷刻就到。直若暴秦，甚至近于军营。不过宗颖也不得不承认，兴文寨这座小城还真是干净，不管是地面，还是民风。都充盈着一股清爽之气。
再加上大办弓箭社，推行养马法。兴蒙学却不从论语等经义教起等治政细节，宗颖自认这辈子从没将一个人看得这么透。为人也是一面，王冲年方弱冠，就耽迷声色，这也是新党小人的特质。他那四个小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