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让张琰一天天体会到现实的残酷，女同事马倩说得没错，《紫华生活报》就是一份不入流的报纸，每月千儿八百的工资月月都拖欠，张琰的日子越过越紧巴，他连一分钱都不敢乱花，一段路12块，这可是一天的饭钱啊！
《紫华生活报》的人员由两部分组成，沙岩和极少数人是陆风省政协机关的体制内人员，其他人员都是社会上的聘用人员，这是一家民营企业参股运营的报纸，跟张琰父亲张有志说的私企没啥两样。
冷冷的雪花落在张琰冷冷的脸上，一种孤独感和失落感涌上心头，他想起了自己从浩达棉纺织厂辞职前父亲说过的话：“要干就要干公家的事，干体制内的事，这样才有保障。在这个世界上私人会亏人，可是体制会亏人吗？跟着体制走你永远都不会错……就算浩达效益再差，也没有少过你一分钱的工资……”
鼻子一塞，眼泪从张琰脸上流了下来。
他是多么想干一份不依靠机器的工作！刚毕业那年春节，他在家乡的凤凰山上给唐诚、李国强说起想当记者的理想时的情形犹在眼前，那时，唐诚激动地转过身把手拢在嘴边，冲着远处的沟壑大声喊：“张琰要当记者喽……”李国强也把手拢在嘴边跟唐诚并肩站着，冲着远处的沟壑大声喊：“张琰要当记者喽……”凤凰山连绵起伏，大地母亲静默不语，聆听着生长在这片热土上的赤子之声。喊声在山峦间久久回荡着……
从当年离开家乡求学时班主任胡华贵骑着飞鸽自行车，将发表他作文的那本《追梦少年》送给他的时候；当他考进洛明工业学校后，两篇文章被希望文学社采用的时候；当他揣着自考书在浩达棉纺织厂躲进棉花堆里学习自考的时候，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他与写作与新闻的难舍情缘。
雪越下越大，纷纷扬扬，漫天飞舞。这些年一路走来，张琰觉得自己好辛苦，像是陷入了茫茫的沼泽地，在生活的漩涡里苦苦地挣扎着……他曾有过万丈豪情也有过圣洁的新闻理想，但此刻紫华万家灯火，人们都坐在家里轻轻的沙发上或躺在温暖的床上散淡地休息着，可他却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孤独地走在冷冷的街头，在人生的道路上，为什么有人哭也有人笑？为什么有人是走在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上，而有的人却要艰难地行进在黑灯瞎火的泥泞小道上？毕业三年来，生活怎么总要带给他这么多的不如意？这么多的刁难和折磨？
“哇”在无人的街里张琰忍不住放大声哭了起来。年轻的他就像突然被风雪压断了的白杨树。
风小了，雪飘着。
“嘀嘀！嘀嘀……”尖锐的喇叭声刺痛了张琰的耳膜。张琰没有回头，他看都没看，不耐烦地加快了步伐。
“嘀嘀！嘀嘀……”喇叭声再次响起，张琰能感觉到这辆车就尾随在身后。在寂静的夜晚，囊中羞涩的他觉得这种声音异常刺耳。
“不坐！不坐！”张琰依旧没有回头，气冲冲地歪着脑袋冲着喇叭的方向大声吼道。
汽车的喇叭声停了。
“张琰，张琰……”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张琰赶紧回过去。
汽车的远光灯射出刺眼的光芒，大雪在亮光里纷飞起舞。尾随张琰的不是出租车而是一辆黑色桑塔轿车。
从副驾驶座位半开着的窗户里探出了一个脑袋。是柳龙。
“快，快上车……”柳龙说。
张琰走到汽车前，心里纳闷柳龙怎么会在这里。
“柳龙！怎么是你？”张琰问。
“快，主任来接我们了，快，快上车。”柳龙说。
张琰这才歪着脑袋朝车里看了看，坐在驾驶位上的正是沙岩。
张琰一拉开后车门，车里的暖气便一阵袭来。原来，陈国平和鹏飞也在车里。
“主任……”张琰坐上车后先冲着沙岩打了声招呼。
沙岩转身问：“5路车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压根就没发末班车？”
张琰说用着浓浓的鼻音说：“没有，我11点就在这里等，等了45分钟仍不见有车来。”
“你感冒了？听上去很严重？”沙岩说。
“可能是这几天温度骤降，没注意就给感冒了。”张琰说。
“当记者不光要有业务能力还要有个好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沙岩说完就转过头启动了汽车。
“5路公交车太差劲了，这么黄金的一条线路居然不发末班车。”陈国平说，“张琰，其实我们早都知道了。”
“你们怎么知道？”张琰问。
“5路公交线是紫华公交的南北大动脉，站点最多，距离最长，而且收车时间又最晚，主任接到我们后，我们就沿着5路的站点从终点往起点赶，路上连一辆5路都没见到，主任当时就判断说5路没发末班车。”柳龙说。
这时已是凌晨零点多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穿梭在空旷的城市里，漫天飞舞的雪花落在地上、房上、树上和一盏盏路灯的大帽子上，把紫华装扮成了白色的世界，采访时的辛酸与孤独被浅浅地覆盖在了张琰的心里。
“诶，这辆车是哪里来的？”张琰突然问。
“借的。主任从朋友那里借的。他怕我们晚上回不了家，就专门到每一个站来接我们了。”高翔说，“对了，张琰，你的电话怎么关机了？我们一路都给你打电话，就是打不通。”
“啊？”张琰从厚厚的棉袄兜里翻出小灵通，小灵通上有好几个未接来电。
在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