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
特别是满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大抵是满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即归附已久的“旧人”置身其间。
清代的制度，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
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
但是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
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佐领，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是已经不会骑马。
更甚的，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
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
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
这样，世代递嬗，不少“旗下人”就穷困下来。
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
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
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旗下人”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先生曾经提到的“八旗子弟”，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它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
“旗人”之中，也有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人物。
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
现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红旗人。他们“旗下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
他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样是原属汉族而祖先进了满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对于满族旗人，对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
在他的《正红旗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入木三分的揭露。
这里引他的两段话，以窥见不少旗人沦落的原因以及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
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
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是呀，以大姊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
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注：一种小鸟）。
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
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们老爷儿俩都聪明、有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
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
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有点糊涂的梦。
小蔡和那子当然不至于真如同上面所说的八旗子弟那样，只不过喜欢夜夜笙歌的奢侈习气却真的有；而且承德市很多人都有。
即使李铁如本来不是那样，实际上经过二三十年的长久熏陶，后来的他也一样，非常乐于参与rty。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其实承德市的居民，大多数还是勤劳节俭的，典型的中国人；没办法不如此，人们都是被贫穷逼迫得只好如此。
这是节衣缩***打细算生活的贫苦的中国人与大手大脚、寅吃卯粮生活的富足的西方人的明显差别，从大到价值观乃至小到生活习惯，都体现了绝对差异。
当然中国人一样也有此类分别，极少数人也从来不对支出有什么必要规划。
比如说李铁如家所在的南兴隆街5号楼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姓焦，他们家月初开支，马上就开始天天吃好的（大鱼大肉）；不到半个月钱就全部花光。
然后，就每天焖米饭吃咸菜。
那栋楼五十多户人家，只有他们家这样，呵呵。
而且，所有邻居没有人羡慕他们家，人们背地对此都表示很鄙夷。
中国老百姓朴素的价值观，主要就是集中体现在，会不会过日子这方面；如老焦家，就是最典型的不会过日子。
而仅仅二三年间，中国人就对西方人的普遍生活方式有所了解了；西方人基本都不会”过日子“。
且说七人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