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所说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问题”和“难题”两类。
所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的问题有答案而且大多只有一个答案，例如1＋1＝2之类。
难题就不同了。
我们所说的“难题”一般是没有答案的，准确地说是没有唯一的答案，只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由于这些解答方式没有一个可以最终解决问题，因而都是“平等的”或等值的。
如果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就一定会发现，人世间的事情实际上是难题多于问题的。
哲学问题不仅是难题，而且是难题中的难题。
从理论上讲，哲学所探讨的对象不是经验的对象而是超验的对象，例如宇宙万物的本原、存在、实体或本体，包括人在内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和归宿等等。
当然，哲学也有比较具体和现实的问题，例如认识论、lún_lǐ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不过由于这些问题都属于最基本的问题，而越是基本的问题就越不简单，所以同样没有确定的答案。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都知道1+1=2，但是要想说清楚为什么1+1=2，并不简单。
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看，尽管2000多年来，哲学家们费尽千辛万苦企图使哲学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竭尽其所能来证明哲学是科学，但是他们的愿望无一不是落了空，哲学家们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是争论不休，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一种科学知识应该具备的普遍必然性。
于是，批评哲学的人就有了一件十分有效的武器，而维护哲学的人则多了一块治不好除不掉的心病。
实际上，无论是批评哲学的人还是维护哲学的人，都误解了哲学的本性。
我们以为，哲学不是科学，因而不能用衡量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哲学。
更重要的是，哲学不是科学并不是哲学的耻辱，恰恰相反，倒是哲学优越于科学之处。
如前所述，科学不过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科学自己不能决定它的目标或发展方向，如果我们要求哲学成为科学，那就意味着哲学也变成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
倘若如此，文明发展的方向由什么来树立或确定呢？
显然，就哲学的意义和地位而言，它应该担负起为人类文明树立和确定目标和发展方向的重任。
所以仅仅就此而论，我们也不应该让哲学变成科学。
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我们用不着非要了解一门科学的历史一样可以学习和利用它的成果，因为它的最新成果就凝聚在当下的某种载体之中，我们拿过来学就可以了。
哲学却不是这样“进步”的。
毫无疑问，现代人在知识的拥有量上比前人“进步”得多，随便一所医学院校的学生所拥有的知识，即使是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也难以望其项背，一个中学生所具备的数学知识亦可以超过几百年以前的大数学家，但是哲学就不同了。
哲学史上几乎每一部哲学著作都具有晦涩难懂的特点，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理解它们，不要说一般的人，不要说我们，即便是现当代的哲学大师也不敢说他们在思维水平上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高明。
为什么？
如果有一个问题，我们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有了唯一正确的答案，那么虽然前此以往的探索都具有历史的意义，但是在这个唯一正确的答案面前，它们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就知识而言，我们用不着理会它们，只需掌握这个正确答案就行了。
然而，如果有一个问题是永远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那么在这些解答方式之间就不存在孰高孰底的问题，它们都超越了时间和历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供后人选择的道路。
换言之，由于哲学问题乃是永恒无解因而万古常新的难题，故而一切答案都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都具有“平等的”的价值。
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不能掩盖柏拉图的光辉，黑格尔也不可能动摇康德的历史地位，由于他们把解决问题的某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致，便成了不可替代的“典型”，在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
这有点儿象文学的历史，例如“唐诗”和“宋词”：唐代是律诗的典范，后人写诗决超不过李杜；宋代是词的绝顶，后人很难觅得苏辛佳句。
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文学家们是将某一种艺术典型推向了顶峰，而哲学家们则是将一条思想之路走到了“绝境”。
哲学家通常思想的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思得也很“根本”，于是就把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推到了极端，后人若要解决问题就不可能再走老路，因为那条路已经被走“绝”了，他只好换一条路走。
所以，哲学并不只有一条路而是有许多条路，任何一条路都不足以代表哲学本身，所有的哲学运思之路“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哲学图画。
换言之，哲学是由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那一条条思想之路构成的。
然而，如果哲学问题注定无法得到最终的解决，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些难题？
就此而论，哲学作为“智慧之爱”给我们带来的与其说是愉悦不如说是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