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时间里，陈强使用了各种方法去奔跑，但是任务完成度依旧是0。
陈强百分百能够确定，自己跑动的距离绝对远远的超过了一万米，可那0的任务完成度却告诉他，白跑了！
陈强有些气馁，既然任务完成度没有半点增长，他也没有继续跑下去，而是在这片区域瞎转悠起来。
一个个的体育场馆走下了，陈强基本熟悉了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积分，他一个场馆都进不去。
所有的体育场馆都是大门紧闭，每次推门，那冰冷的声音总是会提醒他积分不足，无法使用。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陈强有些郁闷，他无奈的回到了中间那个指示牌处，然后看到了其中一个方向是出口的指示标识。
“出口，是离开这里么？”陈强顺着那个方向走下去，然后看到了一个路标，上面写着“出口”，指向一条空旷的路，
陈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突然间，陈强猛的一睁眼，赫然发现自己还在那草棚当中，这里依旧是旧上海。
“做梦了，原来那些体育场馆都一场梦！好奇怪的梦，感觉好真实，就像是身临其境！”
陈强长叹一口气，他多么的希望，眼前的这个草棚也是一场梦，他不想待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他想回到未来，回到自己的时代。
又过了许久，外面传来了鸡鸣声，拂晓来临，陈强知道，自己该出发了，去迎接第一天的报童生涯。
他拿出了钱，走出了草棚，走上了大路，路过馒头铺是还顺便吃了碗水煮面。
这年头天下虽然不太平，但最近几年也算是没有大的天灾，只要是没有遭兵灾的地方，粮食基本上都算是丰收的。贫苦老百姓依旧是吃不饱肚子，上海这种大城市，粮食还是优先供应。再加上欧美商品大规模流入，互相之间形成了竞争，为了抢夺市场打起了价格战，所以二十年代末期上海的物价并不算贵。
1929年的旧上海，普通大米14元一石，面粉则是3块3一包，一包面粉大概是45斤，面粉制成切面后，卖7分钱一斤，路边摊一碗水煮面也就是用三两的切面，陈强还吃的起。
吃完面条后，陈强便一路小跑，赶往来安里的陈如记，去购进今天的报纸。
旧上海的报纸全都是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中间商就是派报社。
报社或者印刷厂将报纸印好后送到各个派报社去，然后再由派报社进行销售。
派报社除了代送报纸之外，还会将报纸卖给零售商。说简单点，派报社就是大的报贩子，而报摊或者报童就是小报贩子，小报贩子不能直接从报社拿货，只能从大报贩子那里购报。这有点像是一二级分销商的关系。
旧上海有多少派报社，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未必知道，但日本人却知道。根据日本满铁的调查课长佐田弘治郎的调查报告，旧上海主大概有30多家派报社，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地盘，互不侵犯。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来安里的陈如记，西门附近的仲根记，公余里的郑三记等，这些都是旧上海老字号的派报社，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有的已经父承子业传了两三代人。
陈强所去的这家派报社就是来安里的陈如记。
陈如记应该算是当时旧上海最大的派报社了，他们有两间大的分拣仓库，这里不仅能找到上海本埠所有的报纸，还能找到天津的《大公报》、北平的《世界日报》、广州的《民国日报》等外埠的报纸。
之前的陈强当了许久的报童，和陈如记的伙计都熟悉，来到陈如记的分拣仓库后，很快的便挑了七八种的报纸。
背着沉甸甸的报纸走出报社，陈强突然觉得有些心虚，他偷偷摸了摸兜里，那仅有的一块大洋已经变成了身上的报纸，如今兜里只剩下一些饭钱，大概够吃三顿饭的，若是这些报纸卖不掉的话，他第二天就要饿肚子了。
一块多的大洋，其实也没有买到多少份的报纸。
以最著名的《申报》为例，同治十一年《申报》刚刚开办的时候，每份零售价八文钱，光绪四年涨到了每份十文，光绪二十五年又涨到了每份十二文，光绪三十二年的零售价是一分四厘，宣统元年是两分钱，宣统三年变成了三分钱，到了1926年，已经涨到了四分钱一份。
当然，这四分钱是《申报》的零售价，派报社一般都是零售价的五折或者六折拿货，卖给报摊或者报童，则是七五折或者八折。按着八折计算的话，陈强购进一份《申报》需要花费三分二厘，卖四分钱一份，能赚八厘。
一枚大洋是一块钱，全部用来购进申报的话，只能买到31份《申报》。
不过《申报》是当时全国最贵的报纸，张数也是最多的。旧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当时的售价是三分六厘，其他的像是《时报》、《时报新报》要便宜的多，诸如《晶报》这种好几天才出版一期的小报，售价更是便宜。
绝世墨者
此时的田中义一已经被天皇罢免了首相的职位，原因是他对皇姑屯事件的解释前后矛盾，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借口。田中义一打破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平衡，天皇和元老势力早就对其不满，于是乎找了个借口将他赶下台。
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田中义一也是坚定的侵略者，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就是时任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在幕后策划的。出兵济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也是田中义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