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殿下凯旋而归，广州城上下喜气洋洋，张灯结彩。不过太子本人对这场胜利的表现还是非常低调，他并没有接受广州各界人士提议的庆典，而是默默地将尚可喜、耿继茂两人的人头给送去了红花岗的纪念碑处。
民间传闻，太子第二天便起个大早，前往公署办公去了，仿佛打了胜仗的事情压根没有发生过一样。广州府这半年来已经越发繁华了，而且当地人已经非常习惯议论一些格外新奇的事情，最近大家都在称赞太子仙法务农，粮食产量剧增。甚至还逼得政府主动贴了告示，印了报纸，阐述“科学种田”的问题。
识得文字的人已经十分习惯买报纸阅读一事了，街上现在已经有许多报摊，以及沿街贩卖报刊的报童，不同报刊价格不同，最受欢迎的《大明日报》售价两文钱，家境殷实者基本都负担得起。
国家大事、市井趣闻、科学新知这些东西都在报纸上能够看到，国人的求知欲其实自古就强烈，原本其实也有邸报，但邸报都是记载皇上的谕旨一类的东西，太不接地气了。而以《大明日报》为代表的新报纸，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
当然对于广大士人阶层来说，比起平民化比较重的大明日报，真正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一册《国声》。国声乃是周刊杂志，每周五开售。这份刊物之所以影响力巨大，是因为上面写的都是当今“显学”。
士子们已经都知道，太子现在有一位老师，名叫马恩。这位老师身上没有一官半职，但是对太子影响力巨大，而此人就在广州一个不起眼的厅馆讲学。马恩每个周都会在国声上面刊载自己的理论，仅仅数个月，马恩就已经挣下了一个当代大儒的名头。
他的理论脱胎于古典儒学，甚至还有道家的滥觞，但任何一个穿越者捧着他的书，都能清晰地指出来——这分明是唯物主义哲学、辩证法、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
哪怕白明修在读每期的国声时，都忍不住发出感慨：“马恩真是个神人啊。”
他引经据典，许多东西都是出自于四书五经，可是神奇地是结论居然都引向了新理论。出自《礼记·大学》的“格物致知”，被他延伸解读，继而推出了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第二的唯物论；出自《荀子·论礼》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被他解读为要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事物都是运动的，要因势利导；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让他发展成了代表最广大民众利益，才能使国家稳固；出自《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则直接被他顺着阶级理论扩展成了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号称先贤们当初要建立的理想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论这一套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基本上不是任何这一时代的思想家和大儒能够比得上的。毫无疑问这套理论建立于吸取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从而极其深刻地归纳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托庇于儒学之下，其实只是为了让这个时代的人能够容易接受。但是这些东西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同时，世人都是势利的，当今太子笃信马恩的这一套，那这就是显学。谁也能看出来，国子监里讲的东西，都是以马恩的理论为指导的，这就是“新八股”！于是士子们可以不读四书五经，但是不买国声，不学马哲可是万万不可的。
最可怕的是，士子们接受这套理论之后，很多人都有焕然一新、豁然开朗的感觉。披着儒学外衣的“新学”，本就给自己增添了一套法理性。哪怕马恩的诸多学说都在疯狂地批判程朱理学，甚至也把阳明心学的部分唯心观点批判得很彻底，但是士子们仍是承认——这是儒学。
毕竟明代中后期批判理学而发展儒学的学问家们比比皆是，王守仁的心学是批判理学，李贽也在批判，当代的三大儒也在批判。从某种角度上，马恩的一些理论也都援引了三大儒的看法，人们大多将马恩归在三大儒同类人里。
白明修的办公桌上，就摆着最近出版的新的几期国声，最开始国声周刊基本上就是马恩自己的舞台，偶尔白明修也撰文刷一刷知名度什么的。可是从最近开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开始参与到了其中。
这里面有一些人是写学习马老师的理论之后的有感，不乏很多事拍马屁之作，有些则是见解深刻，甚至也提出了很多不错的看法。还有一些人则是驳斥马老师的种种理论，毕竟陆王学派在明末的影响力仍旧巨大。
白明修扒拉着杂志，有些嫌弃很多士子写的文章艰深晦涩，本来没有太多内容，反而还乱写一通，胡搞文采，他作为国声的实际幕后操盘人，不由道：“回头就应该叫主编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文章撤了，还有，要鼓励以白话文写作呢。”
他翻着翻着，翻到了一篇文章，然后眼睛瞪大了起来。
“王夫之？《动而成象则静——论事物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什么鬼？”
他的总理大臣唐北庐倒是饶有兴趣地说道：“这位王大儒是两个月前，殿下出师之后从湖南来到的广东。现在好些大明遗族都在汇聚于广东，士子南渡似乎蔚然成风。听说这位王大儒到了广州后，便在厅馆听了一场马老师的讲学，引以为知己，就是马老师这人不太喜欢待客。后来王大儒就在广东住下，潜心就学，最近还喜欢上了在杂志上发文章，内容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