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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在目前的中国只有读书和当兵才能改变命运，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小孩子踢足球依然容易遭到父母的反对。此外，足球需要的场地也是一个难题，中国人口稠密，而且因为城市化极其迅速，市政建设很难跟上，导致城市里的居住环境比后世的中国更加拥挤，因此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正规球场供球『迷』们使用，至于在弄堂街道里踢球，则很容易出现危险，而新中国的城市里（暂时也只能保证城市里，农村太大，山区更是偏僻，即使『政府』有那个财力，想要全面照顾到，也至少得十几年时间。）即使是贫民家里的孩子也能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和教育，不会像巴西贫民窟的孩子那样只能依靠踢球摆脱贫困，所以没几个家长会让孩子冒险，所以经常踢球的中国人始终只是少数
不过，如果是与历史上相比，情况则又要相对好得多了，首先目前中国还没有开始计划生育，老百姓家里孩子一般较多，自然就没那么金贵，不至于一点冒险的事情都看着不准孩子去干，因此小孩踢球所遇到的阻力虽然也有，但总比历史上的后世小得多。
其次，历史上解放前中国足球在亚洲是没有敌手的，但是自抗战爆发以后，中国一直深陷战『乱』之中，『政府』自然暇顾及那些运动队。足球也不例外，再加上全国解放的时候李惠堂等抗战之前的球星又都跟着老蒋去了台湾
结果一方面由于台湾人口不足而且缺乏足球传统（台湾人受日本影响太大，第一运动是棒球。），他们并没能让台湾的足球运动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他们的集体离开，加之抗战之后的十几年里全国几乎找不到经常踢球的人（年轻力壮的都进了军队，哪儿还有人踢球啊？），导致大陆的足球断了传承。要知道历史上六七十年代成为亚洲霸主的朝鲜足球不过是在十几年里没怎么参加国际比赛，水平就迅速滑坡到亚洲二流，何况是中国连续十多年里几乎没人踢球？新中国的足球队初次参加亚洲比赛居然被印尼队淘汰出局。可见李惠堂时代的中国足球已经完全成为了过去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重振中国足球，曾经利用中苏蜜月期，派了十几个留学生到当时的世界第一足球强国匈牙利学习，这十几个小伙子后来成为了新中国足球最初的种子，此后又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中国足球队才重新成为亚洲的足球强队。
但那个时候朝鲜队已经是难以撼动的亚洲第一了，由于当时朝鲜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援，经济发展非常快，人均收入在亚洲一度名列前茅，再加上朝鲜是把足球作为第一运动来发展的，与不太重视足球的中国『政府』大不相同，所以虽然朝鲜人口远不如中国。但足球人口却一直不比中国少多少（新中国历史上足球人口最多的时候也就100万，这还是足球改革后初期的回光返照。），加之朝鲜的球风硬朗而顽强，很克当时中国国家队伪技术流（没对抗的时候踢法很华丽，对方一加强『逼』抢和身体对抗就不行了。）的球风，导致当时的中国足球动辄被朝鲜血洗，始终都没能再次回到亚洲第一的宝座。话说当时中国对朝鲜偶尔还是可以赢球的，这一点比后来“恐韩症”时期对韩国的情况要好些，但是动辄被朝鲜大比分血洗，却是“恐韩症”时期没遇到的。倒更类似于97以后对上伊朗的情况
后来朝鲜足球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动辄退赛而自寻死路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崛起，韩国足球又成为了咱们新的苦主，再后来足球改革后的一系列**更是让国足沦为了中国人的耻辱、甚至是发泄工作生活中不满的“痰盂”，因此自始至终中国足球都再没能拿到一个亚洲冠军
但现在的情况却相对好了许多。首先抗战结束得比历史上快得多，而国内统一战争更是如同风卷残云，国内大面积陷入战『乱』的时间其实只有三年，同时因为胡卫东个人爱好的原因，早在抗战还未结束时，中原地区的足球运动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中国原来的那些优秀球员空白期相对短了许多，虽然水平下降终归在所难免，但是大部分底子和对足球的理解还在，至少不致像历史上那样不得不从零开始[
而且以李惠堂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球员虽然不像胡卫东记忆里后世说得那么厉害，但即使因为抗战期间球可踢而普遍水平下降了一截，依然能够打得日本国家足球队毫还手之力，胡卫东估计他们巅峰时期就算达不到世界一流，也至少有世界二流的水平，李惠堂被称为“亚洲球王”也还是当之愧的。
有这些虽然年纪普遍较大、但技艺尚在的老球员传帮带，新中国的小球员自然成长飞快，加之新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其他亚洲国家的足球运动又大都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即使李惠堂后来退役了，亚洲冠军依然是中国队的囊中之物。而这又产生了一个衍生的影响，那就是中国队因此可以一直获得参加世界杯和奥运会足球赛的机会，而能得到比其他亚洲对手大得多的大赛锻炼，这疑对中国队保持优势也是很有帮助的。
此外，这个时空多了胡卫东这个喜欢足球的中央领导，而不像历史上就邓公一人，这对中国足球的发展自然也大有裨益，毕竟新中国建立时间尚短，官本位的流毒没那么快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