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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门槛很高，但由于这个时空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更高，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自然更强，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也就更大（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时空的中国对进出口的管制较严，想要避开这一壁垒就只能到中国投资。），而且门槛抬高无形中减小了竞争，变相地增加了单个外资企业的盈利空间，再加上中方并不要求外资一定必须转让技术，所以依然是趋之若鹜。胡卫东不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他知道西方zfu绝对不会允许本国企业无限制地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但只要这些高科技的企业建到中国来，咱们想要搞到技术机密，怎么也比万里迢迢派人到美国去要方便得多。当然，如果高科技什么的只是挂个牌子，或者只将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放到中国，负责审批的胡卫东却是不会批准的，作为方今世界上对工业化认识最为深刻的专家，想要欺瞒于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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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单一所有制的企业，股份制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这个比重肯定还会越来越大，对于这些“公”还是“私”相对较难界定的企业，胡卫东确定了只看控股股东的基本原则，但后来大家很快就发现股份制企业有别于单一所有制企业最大的不同只是信息公开，另外募资也相对容易，其他并无大的区别（股份制企业更适应现代企业制度，但往往内耗也多，单一所有制的企业只要经营得好，未必就比股份制企业差，特别是在企业规模还不算大的时候。）。事实上。除了烟酒等几个国家不允许其他所有制经济介入的垄断行业之外，解放区乃至未来新中国的所有营利xing企业（注1）全都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绝大部分营利xing国企在政策上并不享有任何特别的优惠。而这就是胡卫东在那次的“同等条件”
但这对公有制企业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坏事，举例来说，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离退休工资都是公有制企业特有的福利，并且这钱都是由企业负担，而外资乃至民营企业却没有这个负担。加之改开初期直到九十年代全国有大批了老工人进入退休年龄，这就导致公有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不得不背着一个大包袱跟外资和新建的国内企业竞争，先天上就吃了大亏，此外改开之前国家出于战备等方面的考虑，很多国企都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等附属机构，而福利分房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进一步增大了国企的负担。加之改开初期国家为了大力引进外资。在税收方面给了外资企业极大的优惠，而国内的企业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这么多因素加起来，东北老工业区这样的国企集中地不衰败才是怪事，国家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回报。反而让他们在家庭负担最大的年龄黯然下岗失业，结果工人群众受尽了生活的磨难，而党和zfu的威望也由此受到重创，这实在是双输的结果，但在当时痼疾丛生的体制下，却并不容易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过胡卫东既然穿越了，就不会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而且与后世问题重重的时候再改革不同，对于现在工业化才起步的中国，只要一开始就在制度上规避这种风险，防范起来其实不难。
根据胡卫东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解放区内的任何营利xing企业，不论所有制如何，税率标准都将完全一致（不过也并非绝对相同，国内相对薄弱的某些行业与科技创新型企业还是可以享受到一定优惠的，另外企业的规模也有一定影响。）；退休金、子女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福利则都由zfu而非企业负担，企业自建学校医院之类也不再会被允许，这样就保证了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在负担方面全都一碗水端平，而zfu财政因此增加的巨大负担则通过提高整体税率来进行平衡，而烟酒等暴利行业也为此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至于企业，因为最低工资标准也相应地降低了，所以还不至于普遍被税负压垮；无论是哪种所有制xing质，企业自建福利房或者其他建筑（如公园之类）只要不违反城市规划布局，都是允许的，但是扣税在此之前而非在此之后，以免有企业利用这些投资来逃税
仔细分析的话，这些政策后来能够推行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胡卫东务实地放低了福利标准（详见后文），但中国远比历史同期更强的国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注1：服务xing国企自然不在其内，事实上这些企业根本就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所需由zfu统筹后作为一个整体投入市场。举例来说，某年国内铁矿石总产量为五千万吨，这五千万吨铁矿石不会由各个矿企自行出售，而是由zfu视市场供需状况整体投入市场，价格高就多卖一些，价格低就少卖一些，多余的就存着，来年的铁矿石生产计划则根据市场变化趋势和现有库存进行调整，这样既能获得更高的总和利润，也可以稳定市场价格
而这一做法在对外贸易时就更是有利，因为全国一盘棋的缘故，中国在进口大宗商品时可以“客大欺店”，在出口大宗商品时则又可以“店大欺客”，从而获得超额的利润（当然咱们是很厚道的，不会赚亚非拉兄弟的血汗钱，真正吃亏的是原本cao纵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西方财团，尤其是那些犹太佬），以致于后来美国zfu一直攻击中国违反ziyou竞争原则、破坏国际贸易秩序，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