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可以假设一下，若是赤色党的两大集团军按照原定计划再围困开封一段时间才发起进攻的话，那么中原大会战的全盘部署就会被意料外的“赣南事变”完全打乱，轻则会让那四五十万日军部分、甚至全部逃出重围，重则会令赤色党两大集团军遭到严重挫败，而蒋军如果与日军联手，那么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不但两大集团军与边区群众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抗战的最终胜利也至少会推迟一到两年。
但胡卫东并不觉得那个“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老蒋有胆子顶着“卖国贼”的骂名真跟日本人合作，最多也就是心照不宣，同时将赤色党作为头号大敌、而日蒋之间则尽量避免冲突而已，否则这次令老蒋骑虎难下的“时间差”是没理由会出现的。想明白这一层之后，胡卫东在松了口气的同时，也多少对因为日军主动投降而意外产生的“时间差”而感到庆幸。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投降不久的原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得知“赣南事变”的消息后，不禁后悔不已。如果没有“赣南事变”，畑俊六还可以推说实在是打不过，以他的出身和人脉，至少保住家人的难度不大，但“赣南事变”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被其错过，直接改变了战争的走向，这个罪责实在太大了，就算他是亲王也担待不起。因此，为了避免祸及家人，畑俊六只得寻机自尽，以尽可能地减轻身上的罪名，不少其他被俘的鬼子军官也纷纷效仿他的做法，甚至还有一部分试图逃出战俘营而被十五集团军果断镇压，死者逾五百人
比起胡卫东，太祖得知“赣南事变”的消息后更是怒不可遏。他一方面对项英等人顽固坚持王明路线的重大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借此将国际派的最后一点残余势力彻底赶离了一线，另一方面则着手对蒋政权展开全面反击。
1939年1月15日。太祖代表赤色党中央通电全党全军，“蒋某人的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时发起全面反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挽救遭到蒋某人严重破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在政治上，赤色党强有力的宣传机构令老蒋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好不容易塑造起来的抗战领袖形象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赤色党比历史上强了不知多少倍的军事实力则更是令国民党中的地方实力派纷纷起来斥责老蒋以撇清关系，防止自己成了替罪羊遭到赤色党武装的攻击。因为同样的原因，与历史上更偏重政治手段不同，这个时空的赤色党更加重视军事上的反击。三管齐下给予了蒋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首先是正在返回华北边区的路上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受命兵分三路，一路进军太原，争取利用这个机会将阎锡山的势力彻底拔除。虽然阎锡山迄今为止还没有对“赣南事变”发表意见，但他的政治态度一向偏右，也曾对赤色党与群众欠下血债。为防万一，还是先下手为强比较好。
更重要的是，当初红十五军虽然占领过太原，但由于时间所限，只来得及搬走了军工与部分重工业设备，而阎锡山建设山西的成果却不仅仅只有军工和重工业，更不仅限于太原一地。至于其后山西一度被日寇侵占，也因为很快就被十五军与八路军联手击败的缘故，这些工厂并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至少还有山西工业极盛时期总产能的三分之一，难得现在老蒋送来了借口，这块肥肉岂能不吃？
可怜阎锡山虽然骨子里十分敌视赤色党，但忻口战败后晋绥军已经元气大伤，辖区又仅剩太原等山西的大中城市，地盘远不如前，能够养活的部队自然也就少得多了，因此至今兵力仍未恢复到10万以上，其中接近三分之二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被赤色党实际控制了的山西新军，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哪儿还有胆子主动向赤色党挑衅啊？
可饶是阎锡山谨小慎微地当了一年多的小媳妇，最终还是没能免难，外有八路军一个军二十万雄兵，内有山西新军5万多人起义脱离晋绥军序列，加之对于同胞自相残杀的内战，晋绥军的官兵、尤其是下层官兵根本提不起多少战意，敌军打来后他们纷纷投降乃至倒戈，八路军第34军只花了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扫平了山西全境，晋绥军顽抗战死的人数不满三千，其余的全都起义或者被俘，而八路军的伤亡更是仅有五百多人（加上山西新军等起义部队的话，则要超过一千五百人。），其中大部分还是在于民团武装的战斗中牺牲的，34军军长刘伯承不禁慨叹道，“自从军以来，未有一战如此轻易。”
眼见太原难守，阎锡山当即抛下部属坐飞机南逃，却被华北航空总队的一个战斗机中队赶回了机场，阎锡山终究没有自杀的勇气，只得向34军投降。本来因为身背血债的关系，阎锡山即便投降了也不会好过，但胡卫东认为他对中国的工业化对山西的民生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又考虑到统战工作的需要，因此特地为其求情，党内的白区工作派也纷纷附和，因此阎锡山并没有被太过为难，经过一段时间不长的政治学习后，他甚至还因为注重实干的作风而获得了重新启用的机会，先后担任过机械工业部（注1）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注1：本时空新中国初建时的部委设置与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