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或者说技术工人这一关其实往比机器设备那一关更加难过。当然，如果像苏联那样本就有着一定的工业基础（光靠工人阶级就能夺取政权就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只需要引进一些中高端的人才就行，难度自然大大降低。而如果耐得住寂寞、并且外部环境也允许和平发展，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那么普通技工的需求量只会逐步增加，完全来得及慢慢培养。
但是，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举国上下又无不渴望民族复兴，难免有些急功近利，因此这一难关就愈发难以逾越，历史上新中国虽然创造性地发明了“技工速成”等讨巧的办法，成功地快速实现了初级工业化，但是却也因此，使得工业化的第三道难关变得更加难以逾越
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便于集中国家力量的优势搞大工程、大项目，进而带动整体工业的发展与进步，固然是后进国家加速工业化的法宝，但是因此强行“催生”出的众多城市人口，却会在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后导致工业劳动力供大于求。
就模1957年的工人总数相比1952年几乎翻了一番，当时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五六百万新增城市人口又几乎都是适婚年龄，同时还普遍没有改变在农业社会高生育率的传统（其实原有的城市居民情况也不会好上多少，在优生优育观念形成之前，不靠强制规定，生育率是降不下来的。），一户人家生五六个小孩是十分寻常的事，因此可以想象，当二十年之后这些小孩成年的时候。即便其间没有一个农民进城，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会至少暴增数倍，而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幅只会更大。要知道这些青年人的父母此时还没到退休的年龄。
这也就意味着二十年后中国需要有相当于1957年几倍数量的城市工作岗位，再考虑到科技进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相对减少了对于工人的需要量），只怕这二十年间中国的工业规模需要扩大10倍才勉强能够满足城市青年就业的需要。可是在已经没有了建国初期大规模苏援的二十年里要让工业规模再增加十倍（而且还是至少十倍）哪儿有那么容易？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为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而头痛不已，“上山下乡”的号召固然有着政治方面的考虑。实际上也是为了缓解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但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代价极大。
为了避免城市人口大量失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事实上还是没能避免。所以后来才有了“严打”。），新中国政府被迫以户口限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就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划分也趋于固化而增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矛盾，同时当时的政府还不得不容忍企事业单位人浮于事，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避免太多的青年因为没有工作而寻衅滋事。但即使付出了这么多代价，就业问题依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后来是直到改革开放引进了外资。并借此打开了国际市场，才最终将这个问题基本解决（注1）。因此80年代不惜一切代价地大量引进外资虽然没能像预期的那样“以市场换技术”（注2），但仅就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难题这一点，这一决策的正确性便不容否定。
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严重。除了当时中国人超高的生育率之外，为新中国迅速完成初级工业化立下奇功的“技工速成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绝招，中国的工人队伍与城市人口才会在短时间内超出常理地飞速扩大，为日后的失业问题埋下隐患。相反，如果一开始是按部就班地慢慢培训技术工人，那么城市人口的增加相对要平缓很多，相应的失业问题自然也就容易解决得多了。
但是即使明知如此，急切渴望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的胡卫东也不愿为了稳妥而牺牲发展速度，而是一直苦思解决未来失业问题的办法。胡卫东一开始的想法，是利用国际市场渡过这一危机，只要不像历史上那样同时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敌对而难以大规模出口，同时还具有在国际上竞争力很强的出口商品，他的这一设想未必不能成功。但是作出大量培训日军战俘的决定之后，胡卫东却突然意识到，似乎还有一个更加取巧的办法，现在大量引进外国工人，可以解决目前国内熟练工人不足的问题，而等到将来就业压力增大的时候，直接将那些不是急需的外国工人解聘，就业岗位不就腾出来了吗？反正他们是外国人，中国政府无须为他们的饭碗负责，只要合同事先别签太久就行
注1：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下是“大政府”，一切经济活动（至少城市是这样）都归政府来管，因此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都可以找政府（甚至连工作太苦、需要换一个之类的无理要求都可以提，只要人数够多而且不到触犯刑法的地步，甚至是小小地耍耍无赖，当时的政府也没办法），因此一点点失业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而市场经济下则是“小政府”，所需负担的义务相对小了很多，只要失业的数量不多到一定程度，政府只需要坐等市场将其慢慢消化就行，而失业人口则不得不为了谋生而主动去想方设法找工作养活自己，也不敢再坐等政府伸出援手，因此“解决”失业难题自然就容易多了
注2：科技是引进了不少，但大都是国家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