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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四光相比，地理与气象学家竺可桢如今的名气更大，而且更受国府重视，胡卫东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他写了封信，但他却低估了竺可桢的那颗的“请问先生，气象学是在风调雨顺的江南作用大，还是在灾害频繁的北方作用大？”后，竺可桢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觅得机会带着一向无条件支持他的家人来到了洛阳。这对苏区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因为竺可桢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还是“民国四大校长”之一，如果考虑到学校的基础，称其为民国时期最优秀的大学校长也不为过，胡卫东自然不会浪费他的这一杰出才能，而竺可桢也没有令他失望，在其卓越的领导下，新成立的中原大学很快就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在理工科方面更是无以伦比......
而王淦昌与童第周二人之所以接受胡卫东的邀请，除了不逊于任何人的拳拳报国之心外，还有着不能忽视的经济因素。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虽然收入很高，却因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缘故而很不稳定，山东大学原本有韩复渠的鼎力支持，经济状况还好，但薛岳进军山东将其赶走后，给予山东大学的拨款顿时锐减，再加上民国时期虽然大学教师工资很高，但科研条件却是普遍很差的，理工科的教授想搞研究的话，往往必须自掏腰包购买必需的实验器材（中央研究院条件要好一些，但却不是那么容易进的，而且远没有大学自由。），而由于民国时期实验仪器基本不能自产，国内要么根本买不到，即便有卖的也往往是天价，有时哪怕一台旧显微镜，价格都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两年的年薪......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大学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对于严重依赖实验器材的王淦昌与童第周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噩耗，因此在胡卫东许诺给予他们每年十万元科研经费和基础的科研条件后，两人立刻毫不犹豫地动身前往洛阳，还同时带来了不少同事和弟子，令胡卫东欣喜万分。
至于名医施今墨，由于人在北平的关系，胡卫东干脆开门见山地直接邀其面谈。民国时期是中医数千年历史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包括鲁迅这样的民族脊梁都对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虽然其间因为施今墨治好了汪精卫岳母所患痢疾（西医束手无策）的缘故，中医免于遭到南京国民政府取消的厄运，但在强势的西医面前，也仅能苦苦支撑而已。因此胡卫东所言在苏区给予中西医同等地位的允诺，对深爱中医事业的施今墨来说，实在是难以拒绝，尤其是如今的红军虽然实力还不能与国军相比，却已经让人初步看到夺取天下的希望，一旦**胜利，中医必然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其应有的地位，这就更令施今墨憧憬不已。加之伟人“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与施今墨不谋而合，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前往苏区开设中医院，与其同行的还有不少平津一带的名中医，和他们不下百人的年轻弟子。由此中原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飞速发展，加上青霉素产量的不断增加，积劳成疾的毛泽民与张浩后来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疗，甚至不少兄弟部队的同志也都闻风而至，历史上同样因为积劳成疾而早早退出一线部队的徐海东等人也因此得以在抗战期间继续发挥才能......…。
不过，大量教师与优秀学生的离开，对于平津地区的高校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各校领导难免有所怨言，而且在一些传统的学者眼里，知识分子最好远离政治，安心教学研究。例如华罗庚的恩师熊庆来就极力劝阻其前往苏区，因为按照原定计划，华罗庚今年七月就要出国访问学习了，熊庆来认为以华罗庚的资质，到国外学习几年后很有希望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大数学家，放弃这个好机会，而去红军根据地“荒废学业”，在熊庆来眼中无疑是十分不智的。
虽然师恩深重，但华罗庚还是坚持道，“如果国家亡了，再多的成果又有何用？红军是抗日的，帮他们就是救中国。而且学生一直认为，数学是要为生产生活服务的，而不是只能作为卖弄的谈资，此去洛阳正好是一个机会，让学生将自己的所学所思应用于实践之中。而且数学与旁的学问不同，在哪里都能研究，何况如果那位胡将军是实话实说的话，洛阳的条件也未必很差......”
熊庆来知道这位得意弟子素来极有主见，便叹了口气，不再多说什么了。
在奔赴苏区的年轻人中，像华罗庚这样深思熟虑的并不多见，其中一大部分都只是一时的热血而已，随大流跟风的也不在少数。虽然豫西苏区的条件比陕甘宁边区好得多，但有一点还是令他们难以忍受，那就是缺乏自由，话不能随便说、人不能随便见、地方不能随便去，这令那些年轻人怨声载道。但胡卫东这么规定自有他的道理，一来中国人历来缺乏保密意识，历史上无意中泄露出去的机密数不胜数，只有以严格到近乎苛刻的保密条例才能尽量避免泄密，并逐渐将这个缺点纠正过来；二来抗战时期环境十分恶劣，各方关系又十分复杂，加之赤色党内“左”的思想仍有较大影响，在人们普遍神经紧张、甚至有些过敏的状态下，这些年轻人若是举动失当，很容易引起误会而害人害己，例如清华研究生熊大缜历史上就因此枉死，并连累了一大批同学、同事和他的老师叶企孙......
但胡卫东既然知道这段历史，自是不会坐视悲剧重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