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沟海战的失利对清廷的打击是巨大的，李鸿章听到损失“定远以下兵船七艘并鱼雷艇一条”的消息时怔在当场，半天喘不上气来。
“父亲，事情已经至此，切莫再伤心哀叹。而且我军力战而返，刘将军来电还说，倭兵船沉三条，重创六条，其余军舰也每条皆伤，兵士死伤无算，其损失亦不谓不大。这和刚刚按德璀琳从英海军提督那里打听到的消息基本不差。”李经方站在李鸿章的身侧苦苦劝说道。
“我尝对海军诸将说，人皆谓我海军弱于倭人，汝等以为不弱否？是故，海上交锋恐难有胜算，此番出兵我亦嘱咐‘须相机进退，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可惜呀可惜……”李鸿章倒背双手，仰天长叹道。
大东沟海战，联合舰队沉没三舰，是为“浪速”号、“高千穗”号和炮舰“葛城”号；重创六条，为“扶桑”号、“比睿”号、“桥立”号、“严岛”号外加“天城”和“赤城”号两炮舰。
其中“扶桑”号和“比睿”号在战斗进行到中段时，在2000多米的距离上遭到北洋宁远和抚远二舰105毫米和88毫米速射炮的猛攻，水线以上的无防护部位和水手兵弁损伤极大。
北洋舰队方面，致远、靖远、杨武、超勇、经远、广甲六舰和鱼雷艇“福龙”号战沉，来远、平远重创，镇远亦损毁严重，炮手十死七八，此刻全军尚能战者只余宁远和抚远二舰。但是二舰吨位和火力孱弱，在李鸿章看你来是毫不足峙的，所以眼下的状况和全军覆没相差也不远了。
不过，虽然失败，但是朝廷对于败军归来的刘步蟾、李和、邱仁宝、林履中（宁远）诸将还是恩赏有加，毕竟他们是力战而退，击伤敌船和保全战舰皆是功劳。
日本海军的胜利是实实在在的，不过即便如此，部分将领对于伊东佑亨的指挥甚为不满，尤其以一游和二游的将领们最甚，坪井和山口两位司令官携坐舰战沉，东乡在海军会议上公开指责说：“如果本队的指挥官能有一游和二游的一半勇气，那么清军必会全军覆没于黄海之上。我军命中不及清军，但火炮皆为速射炮，如果拼死冲到2000米甚至1000米以内围攻清舰，一定可以将定远和镇远的火炮、人员全部击毁，然后再以鱼雷击沉之，便可一举成功。可实战中，本队各大舰，在3000米以外和清军交战，迟迟不敢上前，此实为指挥之责……”
东乡的指责虽然很有道理，不过联合舰队毕竟是获得了一场大胜利，因此伊东佑亨平静的在海军中度过以后的岁月，数年后以元帅军衔和后备役司令的身份退役。
北洋舰队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并非唉声一片，天津水师学堂内思想进步的学员们竟然感到欣喜。其各种言谈和举动不经意间传到了法国驻天津领事宝德的耳朵里，宝德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预示着清廷的统治已经日趋不稳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应当尽快协调，寻求共同的对策以确保西方在华利益不受损害。
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境内的间谍网大量散发《告十八行省豪杰书》，以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志”，称日本的目标不在中国而唯在窃据华夏的满清朝廷，其言辞恳切，逻辑上也大体经得起推敲，所以很有煽动性。
其时，不仅宝德注意到中国国内的反常情况，德国公使巴兰德也向柏林汇报了这一情况，甚至据此推测说：“日本获胜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北洋海军的失利，尤其是定远舰的沉没和镇远舰的重创使得日本军舰从此可以肆无忌惮的穿行于渤海，而渤海门户洞开也就意味着日本陆军可以放弃对鸭绿江防线的攻击，转而在直隶登陆，直接威胁北京城。
日本大本营也正有此打算，在他们看来，丧失了制海权的清军，陆军调动不便，日军则可以在渤海湾内随意调动，在山东、辽东和直隶沿岸“择其要点而攻之”。
清廷中枢，即便往日主战之声最坚的清流诸大臣此时也如同斗败的公鸡，耷拉下了脑袋。一个小小的日本经过变法维新就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实力，这怎能不使清廷感到震撼。
海军既失，陆军实力亦不如，在战略上更是处于被动挨打而毫无还手之力的局面。
中枢内议和之声开始不断传出，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派其私人外交顾问德璀琳前往日本，寻求媾和或者说先行试探日本政府的口风。
德璀琳是德裔英国人，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在对德采购军火以及和列强交涉等事情上出力颇多，深得北洋大臣的信任。
与此同时，欧洲方面对于东亚时局也日益关切，塔列朗在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后颇感惊异，尤其是宝德的报告令其不安。他紧急召见了英国驻巴黎大使，转达了法国希望和英国共同出面调和的愿望，然后又把法国对英国的提议转交德、俄两国大使。
在战争初期，英国最希望调和中日两国冲突，以使中国保存实力对抗俄国，但是随着战事的发展尤其是德、俄两国屡次拒绝了调和的建议后，格莱斯顿首相也只好静观其变，早早宣布了局外中立。
俄国的真实意图在于使中日两国鹬蚌相争，好最终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俄国巴不得战争的规模越大越大，两国拼个两败俱伤才是其最乐于见到的。
德国的真实意图自然是想支持日本获得决定性胜利，因此亦不愿在战事未开之时就出面调停，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