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必须……”
部长打断他说：“他决不肯隐蔽起来，什么都不改变，一小时一分钟也不改变，整个事情必须全部严守机密。”
自从2月揭露军事学校暗杀阴谋并且逮捕阴谋者以来，亚历山大·桑根纳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了他的起点啦。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尽管要和抢银行、抢商铺的浪潮斗争，他总是认为最坏的情景已经过去了。在行动分局从内部，以及大批警察和共和国保安部队从外部进行了夹攻以后，他就把这种犯罪浪潮解释成为“秘密军队组织”的垂死挣扎，最后一小撮暴徒的猖狂一跳，企图取得足够的钱以便去做流亡寓公。
现在罗兰的报告的最后一页很清楚地说明，罗兰派出的打进“秘密军队组织”最高层的几十个双重间谍，都被这个隐姓埋名的凶手给绕过去了。只有在罗马一个旅馆里隐匿的三个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清楚地看到，和“秘密军队组织”有任何牵连的人的档案现在都变得全无用处了，原因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豺狼是一个外国人。
“如果不许我们行动的话，那我们能干什么呢？”
“我没有说不许我们行动。”弗雷伊纠正说，“我是说不许我们公开行动，整个事情都必须秘密进行。这就使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了，凶手的身份必须以秘密侦察的方式来揭露，不管他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外，他走到哪里就跟踪到哪里，然后毫不犹豫地消灭他。”
“……毫不犹豫地消灭他。先生们，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惟一的方法。”
内政部长环视着坐在部务会议室的会议桌周围的人，尽量使他的说话能格外引起他们的注意。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内政部长在内，共有十四人。
部长坐在会议桌的一端，紧靠右边坐着的是他的秘书长。得力助手桑根纳蒂，坐在他的左边的是警察总局局长，他们都是法国警察的最高层人物。
从桑根纳蒂的右手边顺序而下，沿长桌坐的是法国保安总局局长纪博将军，行动分局局长、每人面前都摆着的一份报告的作者罗兰上校，再过去是总统警卫队队长杜克勒，爱丽舍官工作班子里的空军上校森克莱·德·维劳本。这位上校是一个狂热的戴高乐主义者，是总统身边有地位的人，他之所以狂热，和他的个人野心也有关系。
在巴黎警察局局长莫里斯·帕彭先生的左面是莫里斯·布维埃先生，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大队长。国家情报局的五个处的处长们也坐成一排。
国家情报局作为打击犯罪的力量虽然颇受小说家们的喜爱，它本身其实规模很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在它控制下的只有五个处从事实际的对付犯罪活动。它本身的任务只是行政性质的，同经常被歪曲描写的国际警察组织一样，国家情报局本身的人员中也没有一个侦探。
负责指挥法国国家警察部队的人坐在莫里斯·布维埃旁边。这人就是司法警察总监马克斯·费尼。司法警察在凯德索菲弗街的庞大的总部，远比内政部附近位于苏索路11号的情报局总部大得多，它还管辖17个大区分部，法国的17个大城市警察区每区有这样一个分部。在这些之下就是自治市警察部队，共有453个，分别隶属于科个中心警察分局，253个区警察分局，以及126个地方警察所。这整套机构分布在法国的2000个城镇和乡村。这是防止刑事犯罪的部队。在农村和沿公路各处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一般任务是由国家宪兵队、交通警察，以及机动宪兵队来担负的。在许多地区，为了提高效率，宪兵和警察人员是在一起享用共同的宿舍和其他设施的。1963年在马克斯·费尼统率下司法警察的总人数是20000出头。
在费尼的左面沿桌而坐的是国家情报局其他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公共安全处，总档案处，边防检查站，共和国保安部队。
在四个处中，第一个单位公共安全处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建筑、交通、公路以及一切属于国家的财产，防止破坏与毁损。第二个单位总档案处，或称中央档案局，是其他四个单位的存储记录中心，它保存着450万份人事档案，这些人都是自从法国组建警察力量以来历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档案都设有互见索引，沿着足有5英里半长的档案架分门别类，或依该人所犯的罪行或依其可疑之点，有条不紊地存放着。在案件中作过证的证人，或被宣判无罪的人的名字也都备录有案。尽管档案制度还没有计算机化，然而使档案工作人员感到骄傲的是，不消几分钟，他们就能把十年前某一小乡村的纵火犯人的详细材料或一件连报纸上都未必登载过的不引人注意的案件的证人名字找出来。
在这些个人档案中，还有在法国留过指纹的指纹档案，包括很多套从来没有验证过的指纹在内。还有1050万张卡片，包括各个入境口的每一个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以外的法国任何一个旅馆里居住过的人名卡片。由于每年有大量的新的卡片要归档，因此必须把旧的卡片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清理，以便让新的卡片插进去。
在法国境内经常填写而又不送交情报总署的卡片是在巴黎旅馆填写的卡片。这些卡片则送宫廷林荫大道的巴黎警察局。
边防检查站的首脑与费尼隔着三个座位，这是法国的反间谍部队，也负责随时监视法国的机场、码头、边界。凡是进入法国的人的入境证，在归档以前，都要在入境点受边防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