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并改变了国共两党以后的命运。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二次握手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这两位人物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两人的道路却不相同。1924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代理过宣传部长，地位比蒋介石还高。但他们在广州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各种材料上也没有什么记载。据蒋介石回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并不深，只说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不多，好谈农民问题。似乎当时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支持北伐，消灭北方的军阀。但要从更深的内心中去了解当时两人的想法，却是不一样的。
蒋介石留过洋，学过日本人的作战理论。毛泽东没有出国学过外国的作战理论，却对中国的《孙子兵法》以及《水浒》和《三国演义》等中国的兵书和反映中国古代战争的小说研究得很透。自1930年12月以后，蒋介石的“洋”军事学说和毛泽东的“土”军事学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是越积越深。蒋介石曾出大价钱要过毛泽东的人头。
长征中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接过红军的指挥权，开始在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份的丛山峻岭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军事天才。
可当时共产党的实力太弱小了，要不是毛泽东的英明，红军可能早就垮了。
日本人的威胁，要求中国国内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环境，共产党也需要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于是，遵义会议以后，共产党向国民党频频发出团结抗战的信息，表示红军可以接受改编。
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团结抗战信息均不予理睬。
蒋介石没有给共产党面子。
共产党更恨蒋介石，毛泽东更觉得与蒋介石不共戴天。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囚于西安。
“西安事变”后第三天，斯大林就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蒋获释。
蒋介石没有被杀掉，仍回到了南京。
在中国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死对头又变成了合作者。
此乃中国之大幸。
“七七事变”为国共合作推波助澜
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进入运作阶段。从那时开始，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有关合作事项和红军的改编问题。1月31日，蒋介石指示拨给红军每月军费20到30万元，红军番号不变。
2月8日，蒋介石又指出，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表示如国民党政府坚持原谈判条件，则中共停止武装暴动，改苏维埃为中华民国特区。
这是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特区”这一概念，这比提出香港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早了整整47年，这也可以算是一国两制的最初形式。现在邓小平著作中提到的“陕甘宁特区”就是指这一件事。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政府领导，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但蒋介石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反对共产党。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其重点内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同时认为红军要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投诚，而不是统一改编。
从根本上讲，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仍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策略上作了调整。他在2月5日的日记中就说：“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调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确实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胁，二是中国共产党也答应放弃武装斗争的政策。
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
“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看来，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答应与共产党合作，但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他的想法是，合作可以，但共产党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协议已经有了，但国共两党能否成功地进行合作还是一个未知数。
可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
自1933年以后，因为国民党当局的一再妥协，使得北平、天津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自山海关到丰台，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通县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纯系日本人的傀儡。北平北面则驻有日伪重兵，西北面是李守信、王英伪军。只有卢沟桥仍为中国军队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卢沟桥再划到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那么北平就尽入日本人手里。因此，日军又制造事端，进攻卢沟桥，从而挑起了“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事变的第二天，他才接到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得纯的报告。接到这个报告后，蒋介石对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决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随后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