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出差的机会，我偷偷溜到了昆明，和阿春相会。一别六年了，昆明这座城市显得更加年轻。当我走出月台，看见阿春，正朝我招手。
“大卫。”她高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我看见阿春伫立在风中，一件米黄色的风衣，伴着她乌黑的长发，在风中摇曳。
“阿春依然这样美丽。”我在心里悄悄说着，走到了她的跟前。
我们没有拥抱，甚至连手都没握一下，相隔二、三米的距离，互相望着。
我知道，她这是在读我。读我的额角，读我的眼睛，读我此时此刻凝望她的神情。阿春，我七年来的苍桑巨变，你读得出来吗？
她微微一笑，轻轻把头一摆，一头秀发，在空中飞舞。
“你还是老样子。”阿春说着话，走到了我的身边，随手将我拎的皮包接了过来。
“走，打的去，我给你安排好了宾馆。”阿春说着话，扮了个鬼脸儿。她招手让路边的一辆红色的士停下，一路风尘，将我载入了一段已逝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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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我有幸在昆明的一家医院进修中医，主攻风湿系统疾病。有一天，天很晚了，已到了下班的时间，来了一位病人。她高高的个子，披散着长发，坐到了我的面前。
这是一位长相标致的女孩儿，从她面部白皙的皮肤里，还透出几丝孩子般的稚嫩和顽皮。她忽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我，审视了一会儿，将她的双手摆在了诊桌上。
这是一双稍微变形的手，两只手上食指和中指的关节已明显膨大。我用诊锤在她的食指关节上轻轻叩了一下，她发出了极低微的“哎哟”一声。
我知道，她患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我把这一结果告诉了她。
“你没有化验，也没有把脉，怎么能说是类风湿？”说话时，她用一种狡黠的眼神望着我。我猜，她这是在摸医生的底牌。
“这是一个带有很明显的类风湿特征的病症，没必要走那么多花花过场。要想化验，还得等到明天早晨抽血，查rf是阴性还是阳性。”我给她解释着，并详细讲述了类风湿的发病因素，临床症状和愈后情况。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类风湿。”说着话，她从口袋里掏出了化验报告单。
我给她开了几付汤药，又在她病变的关节上打了一小滴油性的，不容易被肌肉吸收的针剂。
我是平衡医学的崇拜者，平衡医学中的体细胞潜能激活理念，有一点儿强调的便是人体对异物进入肌体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在排斥和吸收异物的过程中，不加辩别地把病灶也给修复和消化掉了。用这种方法，我治好了不少像她这样的病人。
当然，这套理论，我的指导老师是不接受的，我只能偷着干。
在给她开处方时，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程阿春，十七岁，在一所师专里就读中文。她按我的要求，取了药。只是在给她指关节上打针时，她差一点哭出声来。
一星期后，阿春肿胀的指关节已不再那么僵硬，疼痛感也减轻了许多。她非常高兴，买了许多水果来感谢我，还邀请我去她家做客。
我们慢慢地熟悉起来。阿春是昆明人，对当地人文景观非常熟悉。假期里，她领我到几处景地游玩，石林，吴王陵，滇池……我被滇池湖里的海鸥吸引住了，只要有食物，海鸥就跟你跑。我们坐在快艇上，一片一片地扔着面包，几十只海鸥，低翔着，欢鸣着，追赶着我们。
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对诗歌的眷恋和热爱。在阿春的倡议下，我参加了他们校园办的《诗风》学社，并在《诗风》校报上发了几首诗。为此，阿春还给我写了一篇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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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阿春坠入了我无意间而编织的情网，她竟然爱上了我这位比她大八岁，且其貌不扬的外乡人。一天晚上，我们座在酒吧里，喝着干红，谈论着普希金。
阿春对我说，她非常喜欢普希金的《致克恩》，她希望我也能为她写一首《致阿春》的诗。阿春说这些话时，把头埋的很低，生怕我看出她脸上羞出的红晕。
我笑嘻嘻地对阿春说：“可以，但不是现在。”我丝毫没有察觉出阿春这女孩儿心理上微妙的变化。
阿春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长发，她把小拇指头放在唇上咬了一会儿终于说：“大卫，我离不开你了。”
阿春用沙哑的嗓音说出这句话，我端着酒杯的手轻轻颤了一下。
录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歌曲《何日君再来》，窘迫的场面被哀怨的歌声和黯淡的霓红灯光掩钸。我搓着手，不知该如何回答她。
从阿春邀我去她家做客，陪我到郊外游玩，然后是星期六，甚至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都要在一起谈论文学，探讨诗歌。难道我真的就没有品出阿春，对我的哪怕是一丝微澜的心绪吗？
我叹了一口气，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把头扭向一侧，不敢直视阿春的眼睛，有些嗫喏地说：“我大概再有一个月，进修结束，就该回河南了。”
我讲这些话时，心里忐忑不安。我很后悔，干嘛要告诉阿春这一切呢！
“我配不上你吗？”阿春怯怯地问道。
“不是的，阿春。我有未婚妻了。”我苦笑了一下，终于坦诚道。
“我怎么从没听你提起过呢？”从阿春的语气和面部表情上，可以肯定，她是在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