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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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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中自贡和重庆
1946年三月中，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开了，到十七日便放出话来，要把政协协议全盘地推倒。四五月间，国共在东北的四平厮杀起来，而六月份又在中原的豫鄂之地开了战。
还是六月，在南京的下关，便与重庆的较场口如出一辙，请愿的马寅初等几位先生又遭毒打。七月份更是不堪回首，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至纯至诚的先生，在四天里，前后血洒昆明。
到此，离开政协会的闭幕也就是半年，岂知民主却已是被活埋到了咽喉。民盟诸公仍是在为和平而奔走，总是想在国共间找到那不偏不倚的中间之路。这居中调停虽不见兵锋，几介寒儒，凭着颗颗良心，要挡住几百万大军的对阵，其实又何尝不悲壮。
十月间，**攻下张家口。自此两方汹涌的潮水便都漫了上来。想走在中间不为左边或是右边的大潮所卷再无可能，抉择之刻终是到了。
国民政府宣布了国大开会的时间，又逼着第三方面交出与会名单。十一月，人称宪法之父的张君劢终是把民社党的名单交了出去，而张表老则是三电在南京的黄任老，坚持唯有政协全部程序完毕才能参加国大，就此原本共同追求民主宪政的民盟诸公也已分道扬镳。
那段日子里，我听了白莎的劝告，只是在重庆蛰居。没有随着民盟总部去南京，表老那里也少去走动了。我常问白莎何时能把我的产业拿出来，为国家再做些事。可虽是催了几次，白莎总是宽慰我不必太心急，以待时机。
我虽能大致明白白莎所谓之时机也是重要的，只是担心等得越久，这份产业就会贬得越甚，恐怕能做的便不多了。自从国府还都南京，原先仍心存一线希望的川内盐商终是看到自己再无翻身之日。
开春时余先生、侯先生、熊先生、罗先生发起我们自贡七家盐商准备组建四川盐业公司。这主意我本也是赞成的，毕竟在抗战之时我们这些自贡的盐商便已联手，自乡盐灶之间的拼争早已不再是首要的，大家拼的是为抗战多做些事情。如今抗战胜利了，可是川盐后撤，给淮盐让路，这对自贡的盐商便实在是极大的威胁，自然更应该同仇敌忾，为川盐谋条活路。
几位先生看重我粗通洋务和政治，便也希望我能一同入股，可我想着自家体量不大，又惦记着答应白莎要变卖家产一事，便推辞了，只是答应帮着几位先生联络出洋一事。
可事情一开始便不顺利。公司刚付启动，几家小盐商便放心不下，也不愿一同入股，自行成立了西南、中华盐业，以兹抗衡。力量散了，与下江的生意便更难谈。
几位先生看着情形艰难，便合计着一起出洋购买新设备，在井上改用真空制盐。为了这事，七家井灶共集了二十亿国币，准备用这钱去向中央银行兑换黄金。
可不知为什么，几次交涉却都是无功而返。无论兑换黄金或是美元，中央银行一概不准，而几家美国银行也不愿贷款。无奈下，最后盐务局好歹谋划了一个盐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事。
联手和购买外国设备连连不利，几家大盐商不久便开始借贷度日，像侯先生也是一改往日勤俭的性子，斥资起了一座大宅，过起了表面悠闲的日子。
说起那次去美国考察，侯先生原本极力想邀我同往，还特地计划在波士顿也停一程，让我能去看看楚娇和内森，也能故地重游。我思前想后，虽是动了心，最后还是作罢。
我无法赴美，侯先生自是十分惋惜，而楚娇也不知从何处听得消息，寄了信来，责怪我为何不去看他们。不过我能所籍慰的是楚娇听上去一切还好：
“舅舅：
来美已有几个星期，将将把诸事安排停当。我和内森哥忙了这一阵子，都累坏了，今日才有时间好好坐下来给您写信。
记得小时候我总是缠着您讲美国的故事。您不说什么，只是说一切都是不同的。以前我在心里怪您不愿意把故事讲给我听，来了之后才知道真是错怪您了。
四月十号，我们在旧金山下了船，转了火车，一路向东，路上的景色，那些高山、大河、峡谷、平原，真是没法用我们的语言形容。
内森哥在火车里和我说，他觉着您以前好像说过我们中国的书画和诗词和中国的山水是同根生的。这下到了美国，这些词句一下子就变得不那么贴切了。
到了波士顿，内森哥的父母去接我们。二老对我非常好，可不像咱们中国传说中本和我商量，等到我们安排停当，他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就搬出去自己住了。
可是看着公婆心疼内森哥的样子，我倒也有些不忍心。陪二老多住些日子也好，我毕竟还人生地不熟，一时让我独自一人照顾内森哥，还真有些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说到照顾，虽然内森哥行走不便，但他还是很照顾我的。初来乍到，有好多要学的，他说先好好地教我英文，然后还要教我开车呢。
他还带我见了很多朋友和以前学校的同学。虽然言语不是太通，但能和内森哥一块见朋友，才感觉真正是嫁给了他。不过内森哥见了同学后，有时心里也不是滋味。
昨天我陪内森哥去了哈佛的纪念教堂，悼念战争中的死难者。他那一班，是三八年毕业的，就有三十一个同学在大战里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