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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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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美国波士顿
要说幸福，在那些岁月里，若是只论我们两个人，则幸福足矣。可毕竟生活并非只我两个人所独有，不知多少条线还要往前走着。
这是培真来美的第一个暑假，没了课上，一个人会更孤单。我心里惦记着他，便想着一定得找个办法消除我二人间的隔阂。岂不知，还未等我想出这法子，却是接着了父亲拍来的电报。
打开一看，却是罗家出了事。电报简短，只是说罗大人辞世，培真不日回国奔丧，嘱我前去探望。按照父亲的嘱托，我又去了河对岸的波士顿。循着原先记着的地址找过去，便是那栋在联邦街上的公寓。
门房坐着一位看管房产的中年妇人，看样子像是欧洲来的移民。她英文说起来甚是困难，煞费了些周折才明白培真昨天匆匆离去。想着他家里逢此大丧，一个人孤身海外，奔丧的路上何其凄凉之至。自己真是妄称朋友，这一年因为些琐事，疏于友情，也实在不该。我给培真留了信，拜托看门的妇人务必放在培真的房中，等他回来。
可这一等，却是一下子五个多月过去，直到二一年的十月底，才得着培真的信儿，约我一聚。整整一年不见，培真脸上不免形容憔悴。想来这几个月他万里奔丧，国事、家事压在身上也确实辛苦了。我仔细端详着他，原本为着遮盖伤疤的长发又恢复了原状，而也只是在那短短的直发中我似乎又看见了培真往日的英姿。只是，在额头的发际线之下，一条淡淡的白色疤痕却仍在提醒我他那段与美国的恩怨。
见面了，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觉着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只能说了一句：“真抱歉！”
培真紧闭着双唇，点了点头，说道：“爹爹走得有点突然。大家都没想到。其实去年离开家的时候，爹爹身子就很不好了。可他一直瞒着我们。他走了，才突然觉着，以往都没跟爹爹好好谈过，其实他也是个革命者。”
“革命者？”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有些陌生的词。
“是的，革命者，”培真郑重地点点头，接着说道，“爹爹在戊戌年间支持变法，在辛亥年积极保路，然后是护国、护法。这二十多年，他其实一直是在革命，只不过他们老辈子人，说不来这个词罢了。”
“家里的事都安排妥当了吗？”
“家里的事，其实我也不懂。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一块商议了。罗家也没什么浮财、祖产，谈不上分家。两位太太的生活大家一起供奉。再有，就是兄弟姐妹们将来彼此照应就好了。”
“友然哥，咱们就好比自家兄弟一样，所以我也就不瞒你了。爹爹的后事料理完了，我去了一趟广州，所以才耽误了回来的时间。”
“广州？”我不解地问道，“那儿还有你家的亲戚？”
培真摇摇头，脸上不禁露出些惋惜的神情。“友然哥，你真该回去看看。你看，你来了美国才两年，可这国内就像翻天覆地了一般。当年志希大哥就说过，五四是一场运动，从此民智就开了。然后，就在今年六月，广州设了非常大总统府，中山先生在那儿就职。要不了几年，革命一定能再成功。”
“你去广州是要参加革命党？”我想起了一年前我们的对话，心里渐渐不安起来。
“现在还不能算是参加，只能说是去看看。父亲的几个学生在广州的大总统府做事。他们其实比咱们也大不了一两岁，可是他们想的、做的，那都是天大的大事！”培真说到此处，再也按捺不住，腾地站了起来，一按窗台，坐了上去。
“你看看我这儿，政治学的书一大堆。老师在课上讲索伦立法、讲洛克的天赋人权、讲《独立宣言》和《联邦党人文集》，这么一点点看下去、讲下去，等到自己能做了，还不知道得等到哪年哪月的光景。可是在广州，咱们这样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在写宪法、带军队。”
“我和他们一块吃住了一个星期。广州可真热，我们就光着膀子，满身流着汗，屋里别提有多臭，可是你在看他们给中国写未来。友然哥，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那才是我要的生活。在这里读书，闷也要闷死了，恨不得现在就回去。”
“那你不要学位啦？”我不安地问道。
培真的双手啪地一声拍在白色的木窗台上，高声说道：“学位有什么用！这又不是革命大学。我答应了人家，就再上一年，多学点政治管理和法律的课程，就去广州。”
“可你父亲，要是他老人家地下有知，岂不会担心？”
培真听了这话，脸上既肃穆又激动。他眸子里流动着热烈的光芒，声音也变得庄严：“友然哥，你知道吗，从广州过来的这一路，我终于想明白了，要不我怎么会说爹爹其实也是个革命者呢。”
“我现在做的，其实真正是爹爹希望我能做的。只是他在的时候，对自家的孩子，自然除了期望还多少有几分溺爱。所以，即使他心里向着革命，能让学生去广州也不会让儿子去。可是现在爹爹没了，他要是真的地下有知，一定是会十二分地赞成我。”
我张了张嘴，却没说出声。在培真面前，我这个冒名的哥哥比起培真来，无论是勇气、果敢或是见识早已不在一处。
培真倒并未在意我的沉默。他兴奋地从窗台上跳下，扶住我的双肩，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