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需要说明，因为辽朝是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国，在这个草原帝国之中，汉人的人口数量占据了大多数。
而为数众多的汉人广泛的参与到了契丹社会的各个方面，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因此，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风的浸染，从而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中原汉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也就是所谓的汉人胡化。
的确，就是汉人胡化，因为就像前文所说，大家都知道，辽朝是一个以契丹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国家。
大量辽属汉人，在辽朝统一政权的作用下，与其它北方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辽代文明，从而为辽代的中国北方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历史贡献。
但是与此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群体，在长时期的统一王朝大环境之下，也不免受到胡风浸染，高度胡化，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汉人群体的独特风貌，也就是作者菌刚才所说的汉人胡化。
简而言之，汉人胡化就是指数量众多的辽属汉人通过统一的辽朝政权的作用，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逐步地融入北族社会之中。
辽属汉人集中聚居区域一是辽西和辽东所在的契丹本土地区，二是太宗朝从中原地区整体划归的燕云地区。
由此，从地理学的角度上观察，这两个区域位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欧亚草原的东端，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东西文化汇萃，中国南北经济交融的文化交错区域。
早在周秦之际，这一带属于北方戎狄集团和东胡，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华夏系统民族错居杂处地带，打从这个时期开始，生存在这一地带的早期汉人，就在社会生活，文化形态等方面，浸润沾染上了浓重的胡风。
像是魏晋隋唐以降，这一带先后成为鲜卑，粟特，突厥，回鹘，契丹等北方民族驰骋纵横历史舞台，此问生存于辽西，辽东，晋北和幽蓟一带的汉人在经济形态，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更是深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全方位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辽属汉人的胡化倾向，可谓与生俱来，源远流长。
既然辽属汉人有着如此深厚的胡化渊源，当他们以各种原因成为辽朝属民之后，辽朝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环境，无疑会进一步促进他们在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快速胡化。
大家知道，契丹民族素以狩猎骑射为业，终辽一代，以契丹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对本民族传统的射猎畋渔生涯始终乐此不疲。
这样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使得相当一部分入辽汉人淡化了原来的传统生业，逐渐的习惯于毡毯庐帐，与马牛杂处，居无常处的生活模式。
而随着汉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他们的文化，习俗中也逐渐糅合了大量的北族因素。
这部分汉人当中尚武的气息浓厚，多精通骑射，如韩知古家族中就有“善骑射而敦诗书“的韩匡嗣，“便骑射而成性“的韩瑜等。
还例如耿氏家族中的耿崇美，不但“善骑射”而且通晓“北方语”，耿知新“善骑射“，“自孩幼习将相艺，识番汉书”等。
当时有相当数量的汉人都取契丹名字，根据韩匡嗣墓志，在韩知古的十一个儿子中，最小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图育氏，一个叫唐兀都，其名字都不是汉名，均为契丹名。
《耶律元佐墓志》中载，“(元佐)生一子，小字度刺，汉儿小字药师奴”。
韩知古的第六代孙韩敌烈的墓志就直接用契丹小字书写。
但其实在辽朝早期，入辽的汉人在习俗上与契丹人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
辽初汉人张砺曾经自契丹逃归中原，被契丹骑兵截获押还后，太宗问其南逃的缘故，张砺回答说:“臣华人，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生不如死，愿早就戮。”
虽然南北风俗的差异并不是张砺南归的主要原因，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契丹人与汉人之间饮食衣服的巨大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到了辽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韩木巳，作为辽朝的使者出使宋朝，期间竟然“嫌朝服太长，步武萦足，复欲左衽。”
可见契丹境内的部分汉人已经习惯于穿胡服。
曾经多次出使契丹的苏辙在《出山》一诗中说:“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这描述的就是辽中京境内汉人的情形。
苏颂《和晨发柳河馆憩长源邮舍》诗中也记载了相似的情况:“山谷水多流乳石，旃裘人鲜佩纯绵.服章几类南冠系，星土难分列宿躔.安得华风变殊俗，免教辛有叹伊川。”
此诗记述了苏颂在契丹辽地柳河馆附近所见当地汉人衣冠服饰以及发式已渐渐契丹化的实况。
他在诗后还附有一注，更加明确地点明了契丹辽地汉民发式上受到坩髡发影响已经契川化诗注云:“敌中(指辽地)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即髡发)，以从其(契丹)俗.唯巾衫稍异，以别番汉耳。”
同时，在整体划归的燕云地，契丹统治者并未对汉人实行严格的强制性改俗政策。
但是在统一的辽朝政权的作用下，承袭唐末五代北方社会胡化传统，辽代幽云汉人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同生活在契丹本土的汉人一样存服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