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延寿“由是为契丹尽力，尽取中原之策”引，成为南下战略战术的主要谋划和实施者。
契丹兵至中渡寨，杜重威心怀异志，为促降，德光称:“赵延寿威望索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
于是，杜重威二十万晋军主力释甲投降。
同时，对南唐主李璩称:“晋少主逆命背约，字贻废黜，吾主欲与南唐继先世之好，将册君为中原主，其实皆戏之耳。”
耶律德光一面推行远交近攻战略，一面又将隋，唐朝以来，中原政权曾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过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以汉攻汉”，“以汉制汉”，“以汉治汉。”
大同元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法驾入汴。
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
对征服后的中原，辽太宗充满了骄傲，乐观和自信，他表示“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
但现实并非如此，耶律德光很快陷入藩将倒戈与百姓揭竿抗击的浪潮之中，刘知远更是趁机在太原称帝，更有可能将深陷中原腹地的契丹军与草原拦腰切断，于是迫不得已之下，辽太宗决定北返草原，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方略。
随着辽太宗病死栾城，其一统天下的理想也最终成为泡影。
此后，辽世宗继续太宗时期的南下政策，扶植北汉，牵制打击后周。
但经过长期战争后的契丹辽朝，广泛存在厌战情绪，诸部叛附不定，辽世宗皇权不稳又醉心南下，终于招来杀身之祸。
至于耶律瑕时期的中原政策的话，辽穆宗耶律璨统治时期，契丹对中原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
穆宗即位后，契丹辽朝中卵翼北汉以牵制后周，缓和与中原关系，保境睦邻的草原本位主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将底线定在了幽州。
后周广顺年间，后蜀不断联络北汉，南唐夹击中原，但周太祖郭威的改革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局稳定，有效防止了来自包括辽朝在内的周边势力的围攻。
不过显德元年，周世宗柴荣即位似乎给契丹，北汉带来再次觊觎中原的机会，保大十二年，辽穆宗“遣其舅来(南唐)，夜宴清风驿，起更衣，忽仆于地，视之失其首矣.厚赏捕贼不得，久乃知周大将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间唐.“
也就是这样，自后晋以来契丹与南唐建立起来的交聘关系，就此断绝。
此后，辽穆宗对中原政策的调整突出体现在其对南唐的态度上。
自保大十二年至交泰元年间，在后周打击下，南唐形势十分危急，多次遣人携蜡丸至辽朝求救，寄希望辽朝从北方牵制中原，但辽穆宗却托辞敷衍。
应历十四年，南唐“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久之，忿怼，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陈处尧竟卒于契丹。
然而，当周世宗准备攻打幽州时，穆宗亲临南京，并将主力陈于幽州之北。
之后，宋辽高粱河一战，再次显示了契丹实力。
可见，幽州才是契丹辽朝的最后底线。
从总体上看，远交近攻是辽太祖，太宗时期契丹南下中原的一贯政策。
阿保机欲得幽州，先是远交河东晋王，近攻燕王刘仁恭;接着，远交后梁，近攻河东之幽燕，为耶律德光尽有幽云打下了基础。
割占幽云十六州后，德光继续采用远交近攻政策，远交南唐等江南政权，近攻中原，实践混一天下。
在具体运行上，则“觇国势而为去来”，又灵活机动执行。
世宗继续太宗的南下中原政策，穆宗则实行保境睦邻的对外政策。
可见，南下是契丹辽朝根本国策之一，但在南下的具体策略上，以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等为代表，主张远交河东而近攻幽燕，远交后梁而近攻幽云燕蓟，积极南下，通过军事征服中原，实现混一天下理想;而以述律后为代表的一，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派认为，草原有“羊马之富远山以乘危徼利乎!”
主张“以三千骑伏其(幽州)旁，掠其四野，使城中元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
对述律后的主张，阿保机表面认可，但随后即在卢文进导引下，亲率30万契丹大军进围幽州达200余日，直接影响了河东灭梁进程。
前者的政策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阿保机病逝后，述律后曾一度摄政，她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契丹传统的殉葬制度为借口，向曾跟随阿保机进行激烈军事扩张的贵族开刀，大杀功臣。
而德光继位后，不仅没能按照述律后的意图发展，而且将阿保机“把捉”镇，定，幽州的计划发展为“混一天下”，图霸中原的天下大同理想，从而使二者的分歧进一步表现为南下的目标上，但由于当时一切国事皆由述律后参决其间，他不可能跨越雷池。
在天显二年，为应援王都，契丹军在定州，曲阳之战中惨遭后唐悍将王晏球和赵德钧打击，全军覆没。
南下受挫后，耶律德光侍奉述律后更加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