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论待遇之优厚，恐怕没有哪个朝代能与宋朝相比了，像是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钱就有300贯之多，这笔钱在当时可是足以买100多亩良田。
而且除了月禄之外，他们还有丰富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其他丰厚福利，像是有春冬服、随从衣粮和餐钱，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饲马刍粟等，年薪折合今日人民币至少在百万以上。
所以养官之费，也成为宋代财政的负担。
还有就是冗费，冗费与冗兵、冗官密切相关，加之朝廷大兴土木，大行赏赐，耗费无度。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封禅泰山，耗费800余万贯。
仁宗时大力尊儒，举行大享明堂典礼，一次就耗费1200万贯，及其惊人。
以及仁宗后宫数千人，每次赏赐都动以万计。
如此庞大的支出才使得宋廷的财政收入日渐“入不敷出”，毕竟有多少钱，也禁不住这么造啊，大家说是吧。
根据《宋史-食货志》中的记载，在1065年，也就是英宗治平2年，朝廷的岁入为1．1613亿贯，但支出却高达1．2034亿贯，非常支出又有1152万贯，亏短1500多万贯。
还有《廿二史札记》记载，像是古代冬至日皇帝祭祀南郊的大典，本来是每年一次的，但到了宋代慢慢改为三年一次。
究其原因便是因为每祀一次，“大小各官，皆得荫子”，“此外又有赏赍”，“浮费之多”，难以承受。
此外还有再加上赐给辽国和西夏以及后来金国的“岁币”，量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宋朝的财政负担。
因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所谓“积贫”之势。
“积弱”之势与“积贫”之势一样，也是在仁宗朝显露出来。
因为由于对统兵将帅限制过多，使他们“不能自奋于一战”，再加上将无常兵和军纪不明，造成兵骄将惰。
以致于军士“游嬉于廛市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
“禁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文官武将也参与了对商业利益的攫夺。
他们霸占住许多兵士为自己服役。
像是陕西一带，禁军中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
京畿附近的禁军也多被武将、戚里权近之家占为佣仆。
这样造成战斗力下降，在守边御敌时难求一胜。
从表面上看，似乎正是这“三冗两积”使两宋走向了衰亡。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三冗”之弊，宋初即有人指出，宋王朝有二三百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宋一代也对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可是为什么终宋之世“三冗”之弊一直困扰着宋王朝，即使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一心，以雷霆之威、霹雳手段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至于“积贫积弱”之说，乃是后人的臆测，因为有宋一代，几乎从来没有人认为宋朝“贫、弱”，即使是在变法派与反对派斗争最激烈之际，也没人拿“积贫积弱”说事。
因此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或许能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
“三冗”问题，事关宋朝的“立国之本”和“执政之基”，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置不当则动摇国本，关乎存亡。
先说冗兵，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朝代，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役制度，宋军可以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常备雇佣军，且待遇极为优厚(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今日的美军)，当时也只有宋朝有实力实行募兵制。
其中最具独创性的举措就是“荒年募兵”，也就是每当一地闹灾荒百姓生存不下去时，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
“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
一人当兵，则全家温饱无虞。
因此，宋代农民起义较少且规模都不大，荒年募兵算是功不可没。
但世上并没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这一政策的后果就是冗兵和庞大的军费开支。
以仁宗时全国不到1亿的人口却有126万雇佣军的比例，花费确实及其惊人。
但是如果没有这项制度，宋朝能否保持历代不可企及的内部的安定繁荣实属难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政策算是具有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买单。”
要革除冗兵之弊．就要以牺牲社会稳定为代价，怎能不慎?
同样，“冗官”之弊与宋朝扩大科举有关。
而扩大科举得以让各种阶层(包括平民百姓)的优秀人才参加到政权中来，从而加强执政基础，保持社会稳定，这与“荒年募兵”异曲同工。
而且我们还会发现，由此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精英和中流砥柱，成为引领有宋一代繁荣昌盛的中坚力量(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
而且当时官员虽多，却还没有到财政不堪重负的地步，更没有到折腾得民不聊生的地步。
与历代相比，宋代吏治和官员素质都在最好之列，不能简单的以“冗官”—言而蔽之。
再说冗费，虽然宋代财政时有亏短，但我们不能简单的以“赤字财政”来判断一个国家的贫富(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有财政赤字就认为它不富裕一样)。
事实上作者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