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尤以两浙、川蜀地区最为发达。
开封设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
河北路产绢，有“衣被天下”之称。
麻织业集中于成都府和广南西路，麻布产量远超唐代，印染技术也大大提高。
南宋时通过赋税收上来的丝麻织品高达1000万匹以上。
南宋棉织业突飞猛进，宋人发明了捍、弹、纺、织一条龙的棉纺工具，成为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棉纺织业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
甚至北宋时，一些地方已出现了以纺织为主的“机户”。
仁宗时，一个梓州已经有几千家机户。
还有制瓷业鼎盛。
的确，宋朝制瓷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无论是瓷器生产的数量还是质量上
都远胜前代，甚至令后世望尘莫及。
“官哥汝定钧”五大官窑，所产瓷器之精美绝伦的程度令人骇然惊叹。
五大名窑的瓷器，今天已成为天价瓷器的代名词。
随着制瓷业的发达，各地开始出现大批小型民窑，到南宋时进一步发展，瓷窑数量越来越多，产量也大增。
近年来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大。
如四川广元瓷窑铺遗址，堆积长250米。
有的堆积广达20亩，高达20米。
制瓷分工越来越细，景德镇“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
景德镇、吉州、龙泉及广东、福建沿海成为重要的瓷器产地，并大量外销。
中国在西方得名china(瓷器)，宋朝外销瓷器功不可没。
此外，宋朝造纸业、造船业、印刷业、兵工业、火器制造业等都蓬勃发展(在科技章另述)，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信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和商船队，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最繁荣的大城市
一些历史的细节也许可以帮我们更深刻的了解那个伟大的时代：
北宋时，一位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宋朝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如林冲)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宝刀，“百金”是宋朝一户中人之产。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时不过32万贯。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法国学者、国际宋史研究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
同为法国学者的迪艾那则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麦克尼尔认为宋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
“中心”，中国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而美国人干脆赞誉北宋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斯塔夫里阿洛斯(美)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与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所谓“重农”往往“伤农”)的政策不同，宋朝非常重视商业的发展，讲求“理财求富”之道，以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推动宋朝走向商业繁荣的鼎盛时代。
如果说近代大国的崛起“重商主义”是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么重商主义同样是两宋所以兴旺的重要原因。
而且宋代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人口大量增长。
要知道宋代开国时，由于多年战乱，全国人口不过1000多万。
随着“承平日久，户口岁增”，人口增长速度惊人，史料上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太宗时，达到686万户；真宗景德3年(1006)741万户；仁宗景佑元年(1034)，猛增至1029万户。
到北宋中后期，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达到1亿，为唐朝极盛时期的2倍!
自然，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商品交换的需要，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则成为商品经济繁荣的“催化剂”。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将土地兼并视为“国之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希图让耕者有其田，不至于因活不下去而造反。
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一方面使中国陷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无法阻止土地因天灾人祸而集中的趋势。
于是历史进入了一个可怕的循环：失地农民挺而走险揭竿而起，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王朝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造就上百万自耕农一—土地非法集中，国家失去税源，农民活不下去一一再次揭竿而起……在这周期性的大动乱中，中华文明一次次被毁灭、再重建。
而宋朝的做法却使其成功跳出这一历史的循环：—方面”不抑兼并”，使得土地经合法渠道向”大户”手里集中，促进了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催生大量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鼓励工商业发展，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数百年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与“圈地运动”“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相比，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