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
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
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
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
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
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
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
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
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在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说，宋朝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不以言论治罪，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
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统帅军队的基本制度。
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
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难能可贵的是，而且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
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
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
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
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有宋一代，虽然武将不行，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这不能说是好，但也算有舍有得吧，是非功过，只能交由后人评说。
当然，不得不说，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ròu_tǐ上消灭，最多是贬谪。
像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几人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
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
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
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
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
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
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
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
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
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
汉自始至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