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派出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萧从顺，潘州观察使郑文囿到兴州，封李元昊为夏国王，承认他的地位，以此联络共同对抗宋朝。
而宋朝虽然晚了一步，但还是迫不及待的派出以工部郎中杨告，礼宾副使朱允中为正副旌节官告使，授封李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爵西平王。
但李元昊对宋、辽的封爵都不感兴趣，特别是宋朝，他在接待宋朝使臣时，根本不以臣礼事宋，对赵祯的封赐诏书，更是遥立不跪拜。
虽然最后迫于时势勉强受诏，但内心依旧愤愤不平，环顾左右大臣说：“先王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耶！”
既而利用设宴招待宋使臣的机会，虽然没有摔杯为号，将之给剁成豆腐渣，但依旧在宴厅后传出锻砺兵器的铿锵之声，给宋使制造精神威慑；又在礼仪上又故意刁难宋使，意在激怒宋朝，企图挑起事端。
并且在此之后，知耻而后勇，感觉到自己和辽以及宋的地位不对等，老朽成怒的李元昊，是正式准备称帝建国了。
但他也不愧是一代人雄，并没有盲目起事，因为纵观历史，他知道，仓促建国称帝的人，最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是继续卧薪尝胆，细心准备起来。
首先，他是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措施，先是废除了唐、宋“赐”给党项王族拓跋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号“兀卒”。
并且明道二年，改宋建元明道为“显道”，以避父讳，次年，自建元开运，又改广运，同时改元显道的这年三月，李元昊又向境内党项部族下达了“秃发令”，以凸显和宋朝的区别，表达势不两立的决心。
他更是率先自秃其发，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饰，还强令部族人民一律执行，限期三日，有不从者处死，一时党项部民争相秃发。
在服饰上，李元昊也抛弃宋服，“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
官员则按等级职别规定服饰，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的衣服，以别贵贱。
更重要的是他还抛弃了汉字，觉得自成一国，为何还要用别人的文字，什么都要是自己的才好，于是让人着手创制一种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字。
甚至他自己在戎马倥偬中，还亲自筹划和主持创制文字的工作，命大臣野利仁荣等整理演绎，编纂成12卷，有的史书记载称之为“蕃书”。
将文字创造出来后，他是下令尊为“国字”颁行，凡纪事尽用蕃书，又设立“蕃字院”，以传授学习，推广使用，在对辽、宋朝往来的文书中，都使用两种文字书写，想迫使他们承认本国文字。
此外，此人还对党项族原来的礼乐制度深受唐、宋的影响，不以为然，他对大臣野利仁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
他锐意改革，提倡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讲求实效的精神来指导礼乐改革，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简化了礼乐制度，下令照此遵行，有不遵守者，格杀勿论。
除了服饰、文字、礼乐方面的改革外，最重要的是，在建国称帝之前，他还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极大的加强了西夏的国力。
如在显道二年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定为都城，并仿宋朝官制建立起一整套与宋朝大同小异的中央与地方官制体系。
军队方面，在取得河西走廊之后，就立即是着手整顿军队，在原有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建设正规的军事制度。
如规定成丁年龄，“抄”的组织，“正军”与“负赡”的任务与条件；军队的装备、设施；以步兵、骑兵为主，辅以炮兵、“擒生军”，侍卫亲军等的多兵种。
为了战争和军政建设的需要，便于调兵遣将，又采用地方军区性质的“监军司”设置，把军事指挥机构与地域性的防卫措施结合起来。
仿宋朝军事单位“厢”、“军”制度，把全境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有十二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设置军事首领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等职。
在全境广布兵员，重点是护卫首都兴庆府和对宋、辽的防卫上。
对河西走廊肃州、甘州的吐蕃和回鹘聚居地区，升郡设府，置以重兵，镇抚并用，加强统治。
于是，经过短短的六年时间，李元昊便完成了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一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党项政权已具规模。
自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天授礼法延祚元年，也就是宋景祐五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登基称帝，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
并大封群臣，追谥祖父和父母谥号、庙号、墓号，又封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谐西凉府祀神。
当然，这时，李元昊虽然建国称帝，但还是关起门来自己乐而已，并没有通告宋朝，一直到次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