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自己的才能或者关系，先在衙门里谋一个差事。这些处于衙门最底层的没有品级的人构成了庞大的胥吏阶层。这些胥吏最大的理想就是最终谋取一官半职，从而完成从“流外”到“流内”的蜕变。
这些胥吏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看领导脸色，仰领导鼻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累弯了腰，熬白了头也未必能够如愿。如果胥吏能够幸运地获得从九品下阶（大致相当于副科级）这样的小官，肯定会感激涕零。
这些通过“入流”进入仕途的胥吏们很难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因为他们在官僚体系中缺乏话语权，所以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就是个九品官！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作为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卑贱胡人，依靠军功入仕无疑是安禄山最佳的仕途选择。安禄山不仅歪打正着地选对了人生道路，更关键的是赶上了建功立业的好时候。
如果安禄山生活在太宗朝也许终其一生也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安禄山之所以扶摇直上是因为幸运地赶上了盛产战斗英雄的“乱世”。
很多人会觉得开元盛世怎么会乱呢？这是因为内地的稳定与繁盛掩盖了边疆的动荡与混乱。
唐太宗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地建立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大部落的酋长授予羁縻都督府都督职务，小部落的首领授予羁縻州刺史，而且这些职务由酋长家族世袭担任。
这种“一国两制”的政策既没有改变原来的部落管理模式又将归附的少数民族置于唐帝国的管辖范围之内。
唐太宗李世民利用的自己的政治智慧使得边疆形势日趋稳定，而他也被各民族拥戴为“天可汗”。
李世民去世后，武则天、韦皇后以及太平公主三个政治女强人的干政使得唐朝政局持续动荡。曾经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部落相继叛变。唐太宗呕心沥血建立的羁縻府州制度日趋没落。
随着边疆局势渐趋紧张，原有的政治军事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政治军事斗争新形势的需要。
放权与收权一直是摆在皇帝面前的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放权可以办事，但也会生事；收权可以平事，但难以办事。
帝国边疆常设军事机构都督府或者都护府虽然拥有直属部队并且承担稳定地区局势的职能，但他无法全权调动并自由指挥辖区内所有军队。
每遇到重大战事，朝廷均设置行军大总管或者行军总管统一调度。战事一结束，行军大总管或者总管便回朝赴任，可随着边疆军事斗争日益激烈化和复杂化，战争变得愈加旷日持久，所以本来属于临时差遣性质的行军大总管或者行军总管迟迟无法结束使命回朝复命。诸如工资发放、社保转移接续、夫妻两地生活以及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便凸现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节度使应运而生。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四月，贺拔延嗣担任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朝廷授予节度使节制调度辖区内所有军队的权力，可以根据斗争形势“便宜行事”。节度使的广泛设立无疑使得帝国边疆政策由太宗朝确立的政治安抚为主、军事征讨为辅彻底转变为军事征讨为主、政治安抚为辅。
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李世民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谛，而除了参加宫廷政变外没有什么真正的战争经验的李隆基却热衷于武力征服。他好大喜功的性格无疑给边镇将帅们带来错误的政策导向，也使帝国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但连绵不断的战争却给将帅的升迁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此同时，节度使在中下级军官升迁方面具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虽然安禄山歪打正着地选对了道路，赶对了时候，但他的从军之路却依旧曲折坎坷，险象环生。
惊心动魄的宦海沉浮
安禄山幸运地成为张守珪手下的一名捉生将，主要职责就是捉俘虏。“北漂”生涯无疑掀开了他人生历程中的崭新一页。
幽州节度使（又称河北节度使）的驻地在幽州。幽州的治所位于蓟县（今北京西城区）。唐幽州城基本上位于今天北京市二环之内。这可是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
弃商从军的安禄山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不用为户口发愁，不用为房子发愁，不用为车子发愁，不用为票子发愁，更不用为夫妻两地分居发愁，因为只要好好打仗，一切都会有的！
对于安禄山在这段时间内的军事生涯，史书中仅仅留下寥寥数笔。
仅仅说骁勇善战的安禄山曾经率领五个骑兵生擒数十名契丹骑兵。欣喜不已的张守珪不断增加安禄山手下的军士数量，而安禄山也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来回报领导的信赖。
纵观史书的相关记载，仿佛安禄山早期军事生涯中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战绩，只是参加过几场战斗，抓过几个俘虏，后来依靠溜须拍马和大肆行贿而步步升迁。难道安禄山的军事生涯中真就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吗？
肯定有！只是史官故意将他的英雄事迹抹去了，因为历史的话语权永远掌握在胜利者的手中！
这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因为“改变”历史的人往往也是“改编”历史的人。历史犹如任人打扮而又敢怒不敢言的小姑娘。历史的胜利者往往将自己的政治对手描绘成残暴无道或者懦弱无能的形象。
历史可以被掩盖但难以被抹杀，安禄山之所以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便脱颖而出，从一个默默无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