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京师因为一场御前会议而“暗流涌动”之前不久，远在六千里之外“苏武湖”湖畔的“大清定远大将军”、“乌兰乌德（苏武湖）昂邦章京”、世子爱新觉罗.济度，已经是不得清闲、甚至是颇为烦恼了。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皇上下旨：命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兵北上。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也就是顺治十二年刚出了正月门儿，济度就点齐了抽选的满蒙汉八旗三万余人马[1]，浩浩荡荡出了京畿地界，过了堪堪百年历史的张家口“大境门”[2]，出了被大清豁了口的长城，军容齐整的入了塞外。
按照皇帝福临的密旨，济度大军不急不躁，一路走走停停，特别是在漠南蒙古诸王的地盘上，更是军容齐整、安步当车。那些蒙古王公贝勒，听闻大军路过，无不“箪食壶浆、夹道欢迎”，生怕朝廷大兵一不高兴给自己来个“连锅端”。就这样走了两个月，正好春光明媚之时，才进了漠北蒙古的茫茫荒原。
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诸部落闻听如此大军过境，更是惴惴不安，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放下了原本各自部落之间的恩仇一样，“不约而同”的纷纷到济度的大营中来“宣慰大军”，实则是打探消息。济度就按照皇帝福临事先交代好的说辞，先是表明来意：无非是长途拉练、顺便看望漠北蒙古诸部首领，并无他意。紧接着，济度就故弄玄虚的问道：你们诸位前几年掳掠人家漠南蒙古、特别是巴林部落的人丁可否打算归还啊？
这可是自打顺治四年就有的一出公案。当年漠南蒙古诸部早就归顺了清廷，但漠北蒙古却劫掠了巴林的蒙古部落，清廷自然震怒，但碍于入关不久，南方战事正酣，也不愿意和漠北蒙古诸部轻起战端，故而一直是你来我往打着“口水官司”。清廷的要求就是喀尔喀诸部尽数归还劫掠的巴林人口、遣贝子来朝。但漠北诸部就是赖着不还，顶多愿意派个代表进献“九白之贡[3]”而已。更别提“贝子入朝”为质了，故而一直延宕到顺治十一年还未见定案[4]。
现在朝廷大军已然至此，济度有此一问，最先吃不住劲的就是喀尔喀部的鄂齐赖土谢图汗、丹津喇嘛和车臣汗等人了。不等他们说话，喀尔喀部落中的毕席勒尔图汗和俄木布额尔德尼两人，抢先起身表白说，两个月前他们已经以从事抢掠巴林部落的过往，上表朝廷引罪了，并进献驼马等物，请求与大清皇帝“和好”如初。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谁都懂。有了带头表忠心的。剩下的诸部落在土谢图汗、丹津喇嘛和车臣汗的带领下纷纷表示。立即派遣自己的首贝子不日启程，带着九白之贡进京谢罪！其实，经过这几年的交涉和形势的逐渐明朗化，漠北蒙古早就意识到清廷的强大。也逐渐明确了归顺受封的主旨，这才明确表态。
正史里，顺势十二年三月，上述几位喀尔喀蒙古诸部落首领的确是自三月开始，纷纷进京向清廷贡献驼马方物，以示归顺。当年十月，在清廷斡旋之下，原本矛盾重重的喀尔喀诸部落首领，如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墨尔根诺颜等。“以和好约誓，奏闻（朝廷）”。到了年底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喀尔喀部落鄂齐赖土谢图汗、那门额真、车臣汗、岱青台吉等，遣使请好。（上）命多罗安郡王岳乐同其使臣，于宗人府酹酒约誓”。标志着漠北蒙古诸部的正式归顺中央政权。
于是，在漠北蒙古欢宴数日之后，完成了“捎带脚”的使命的济度这才再次启程，继续北上。在经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地“乌尔格”【后改名“库伦”，就是今天所谓的外蒙古“首府”乌兰巴托】的时候，这位远在拉萨、被后世“喀尔喀蒙古活佛、第一世哲布尊丹巴”的漠北蒙古精神首领恰好派来了几名精通罗刹语言的蒙古通译，表示愿意随军北上、军前效力。济度大喜过望，立即欣然笑纳。
就这样走走停停，又行进了一个多月，一直到了六月初，济度才在活佛派来的向导兼通译的引领下，进抵蒙古人口中的“dá_lài诺尔”湖，也就是“海一样的湖”。当时，济度就笑着纠正道：“我们大清早就将这里叫做‘白哈儿湖’了，和你们的意思一样！但是自今日起，还是要叫这个名字——白哈尔湖！”他知道的是，这是福临的旨意；他不知道是，其实这是小玄烨的事前给皇帝做的“知识普及”。
只不过这个“白哈儿湖”的名字用了也就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随着前两日一纸庭报抵达，白哈尔湖又加了一个汉名——“苏武湖”。而且庭报明白要求，自今日起，大清正式文书之中，此湖满文叫做“白哈儿湖”，汉文写作“苏武湖”。
其中用意不言自明：纪念那位北海牧羊的汉人苏武！
当日弘毅在和皇帝再生爹的交谈中得知济度终于抵达色楞格河谷，简直是手舞足蹈、乐不可支，引得福临也是兴趣高涨。稍一平复心情，小贝勒爷突然想起“毛老人家”当年的一段典故来——
1949年底，老人家结束访问苏联乘专列回国，一路上兴致颇高，每到一处都要下车参观访问，并积极配合当地官员的接待工作。但到了贝加尔湖，老人家的情绪陡然起了变化，既不下车，也不停留，并且即刻命令开车，把当地官员凉在一边。开车后，他望着烟波浩淼的贝加尔湖，问随行的陈伯达：“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吗？”陈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