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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近臣、刑部满尚书图海看似是在和兵部侍郎科尔昆怄气一般，说出了一件人人皆知的往事——当年的多罗贝勒博洛[1]和隆武平国公郑芝龙里应外合，这才顺利拿下了南明的福建。但紧跟着这个客观史实，却是一个震惊四座的“轶事”——博洛曾明确许诺郑芝龙闽粤总督，并铸印以待！
这件“传闻”一旦坐实，且不说亲政的福临需不需要承担兑现的政治责任，单论满朝臣子、特别是满蒙大臣对郑氏父子“习惯性”轻视的心理优势将荡然无存——当年你博洛许以人家郑芝龙高官厚禄，人家进了你的大帐，却被裹挟到了北京，成了一个小小的“一等精奇尼哈番”，还遭受了多尔衮好多年的“监视居住”待遇，这岂不是典型的过河拆桥？若早知如此，当年郑芝龙铁了心和你大清死干到底，说不定又会多一个史可法！至少平定福建绝对不会仅仅用时三个月！
但图海说这件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往事，难道就只是为了在科尔昆面前出口恶气？或者只是为了给自己钦慕依旧的汉人涨点威风？弘毅可不这么认为。
他和图海相识不过一天，却被此人的睿智和干练所吸引。就凭这极佳的第一印象，弘毅就能断定，图海绝非意气用事的粗陋之人，更不是毫无深意的浅显之人。既让能在皇帝面前掰扯起一段让当权者不爽的陈年旧事，其背后一定会有一个深远的目的。
“图海切勿胡言乱语，定亲王若有此承诺，定然会事前就奏报朝廷允许。即使事发突然，事后也应见诸疏奏。但，我等却闻所未闻。”
兵部尚书噶达浑果断出来纠正“谣言”了。作为主管兵事的大臣。他不能坐视满蒙历来对汉人高傲的态度和凌人的气势受到清廷对降将“言而无信”、“卸磨杀驴”这种论调的威胁，也正好趁机给自己的兵部侍郎、觉罗科尔昆挽回一点掩面。
何况噶达浑说的也是实情。郑芝龙降清前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大清官方文书中找寻不到的。即使后来被裹挟在风口浪尖上，其名号见诸于清廷文告，也有一个时间的推演和身份的变化过程。但关于什么“铸印以待闽粤总督”的描述，的确“闻所未闻”。
大清公文第一次提及郑芝龙，是在顺治二年六月。当时清廷刚刚平定南京。故而颁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要求各地速速来降。其中。有一条涉及了郑芝龙，原文是说：“故明文武大臣，如世守云南总兵官、征剿蜀寇督兵官，及吴禁总兵左良玉、闽广总兵郑芝龙等，若能归顺投诚厚加爵位照旧委任。”
这之后，清军顺利平定浙江福建，却“恰巧”在征南大将军博洛的任何上报文书中都没有只言片语说到被图海大加推崇其“里应外合”之功的的郑芝龙。
南明的“闽广总兵”郑芝龙再一次被提及，最早也要到了顺治四年六月，朝廷册封阿巴泰之子、多罗贝勒博洛为“多罗郡王”的册文中了。册文说：“（博洛）继入福建，诛伪唐王朱聿钊等伪亲王、郡王七人。世子一人，将军二人，总督一人，伯一人，巡抚一人。共败敌兵二十四次。收降伪国公郑芝龙等大小官二百九十一员。马步兵十一万三千人，八府一州五十八县地方悉皆平定，以及江西四县之地。故进封为多罗郡王，赐之册印。”也就是说，福建平定了小半年之后，郑芝龙才以“伪国公”的身份再次进入众人的政治视野。
直到顺治四年十月，清廷终于嘉奖了一次郑芝龙，是因为他“招抚（福建）白沙至甲子等处”，但当时还是用了他南明的封号——投诚“平国公”。转过年来的顺治五年八月，郑芝龙才第一次有了大清的封爵——和投诚的唐通、左梦庚、董学礼、许定国、子尔安等人，一起被封为一等精奇尼哈番，隶属汉军正黄旗，却与“闽粤总督”相去甚远。
所以，不是专门研究内国史院各类文书的翰林，仅凭朝廷庭报一类的信息渠道，自然而然对郑芝龙被征伐福建总指挥的博洛委以闽粤总督的重任这件事毫不知情。而这一点，恰好是翰林出身的图海的独特优势。
“噶大人言之有理。此处疑问，图海思索良久，绝非一朝一夕之力。下官参阅南明伪政期间士儒所著的诸多史书笔记，然后仔细对照当年定亲王博洛的上疏，却每每对一事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当年的郑芝龙在隆武伪政独掌大权，却为何归降我朝？官居国公的郑芝龙归降之后，又为何不闻定亲王博洛奏报朝廷，而是平闽之后悄然裹挟其北上回京？”
图海双目随着这两个“深邃”的问题逐渐眯成了一条缝，让弘毅看着都跟着一起陷入了沉思——是啊，招降“伪平国公”，这可是大功一件，博洛应该不会藏着掖着的，却为何隐而不报呢？除非……
下边图海突然圆睁双目，十分笃定说道：
“皇上，奴才思前想后，却只找到一个答案，那就是不把郑芝龙归降的消息报告朝廷，那是会有比这个功劳打过许多的更大的功劳！那就绝非‘军功’莫属！”
弘毅差一点兴奋地击掌——他和图海不谋而合！的确如此，行军打仗，招降个把大臣只能算是“文功”，再怎么夸张也不如整刀真枪拿下多少座城池、看下多少个人头这种“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