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道、府以金事、副使之职出任学道。两者的地位饵同。如对教官即对各府州县学学官的考核，如该省学政是学道，则由布、按两司会同学道考核，开送督抚具题。如是学院，则由两司开送，由督抚、学院会同考核具题。学院具有与督抚并立的地位而学道则否。江南北原以御史督学，本有“学院”的地位。一年前金之俊以“人丈之会”为言，奏准以词臣督学，其意是更加重视江南北的人文地位。而这时却径直改江南北学政为提学道，与其他省相等。这似乎别有深意。在明请科举时代，乡、会二试为抡才之大典。请朝例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之秋，俗称大比之年，中式者为举人。次年即戊辰丑未年春，举人进京会试，中式者经廷试而为进士，其看一甲三名即俗称状元、榜眼、探花者。会试由皇帝派部院大臣主持，乡试则由朝廷派员分赴侧为正副主考。而例学政在三年任期内行岁、科二试，选拔生童进学为秀才和对秀才进行甄别考核，为乡、会试提供主要的人才来源。顺治朝初年，会试之总裁和乡试之典试者，颇有以非科目出身者及以举人、拔贡出身的人充任的事例。顺治八年皇帝亲政后，规定了各直省典试者的任职资格比顺天、江南的正副主考，淅江、江西、福建、湖广的正主考，都差翰林官：后四省的副主考和山东省的正主考，差各科给事中；其它例差六部司官、中书、行人等，各有等差。这与顺治十年定直隶、江南均以词臣任学政是相应的，说明了看重江南人才之盛的地位。但顺治十四年七月丙午却降旨称：“江南在明亦直隶，蚺试皆用词臣。今既改省，以后着照淅江一体题差。”“照淅江一体题差”，意指正考官为椭而副考官应为给事中。江南由明之直隶改省已十余年，此时忽以业已改省为理由，试差降顺天一等，联系到两三年前江南之学差降为道职，似可以看出这时清廷中枢对江南士林的态度有了变低顺治十四年，顺天、江南乡试都因舞弊案而兴大狱，而江南乡试遭受的打击尤其惨酷，两主考、十八房考除一人已死外阱斩绞，妻子家产皆籍没人官：举子杖责、流放极边多人。这些，实际上是顺治后期满汊矛盾、南北矛盾相当尖锐、南方士人颇受打击的眦。学政而为道职，在体制上，时人认为有其弱点。它“既带按察司衔，俯不少屈于督抚，往往阿附迁就，不能自麒职。明万历初，谕督拥许侵提学职，恐正是有所为而发。但体制如此，必难有根本改进。康熙前期，有言官正是据此而陈奏学政为道职之弊。康熙十二年陕西道御史胡三祝奏言：例学政为提学道，则督抚是其上司：提学道本职为按察司金事或副使，或布政司参议、参政，则布、按两司就是学道的堂官，全省各守道巡唰是学道的同寅，·设有嘱托，不能排其情面，故难以尽录真才。”他建议，嗣后除直隶仍以儒臣提督学政外，蚺学差也以编修、橱寸等椭官和科、道衙门内的进士出身者，部属内进士出身而文品素著者，开列名单，由皇帝亲自考试，选中者“俱授以学院官衔，使之尽心职掌。”康熙帝批了“该部议奏”，但未见下丈，可能是不久发生三藩之乱而搁置。以后，康熙二十年，又有江南道试御史郑为地提出类似建议。他认为，现行例学道由部郎府道之进士出身者按棒升转的办法，一是蚺可升转者人数少，二是府道升转以前都忙于公务，“簿书鞍掌”，丈理久疏，难以胜任。“故学臣一差，今日有俯不变通之势”。他建议，“应照顺天例，兼用词臣”，由内阁部院保锏臣及部属中丈望素著操守廉洁者，请皇帝遴选点用。郑为地此奏也未见下丈。但事实上，他们的意见是有影响的。三年后，康熙二十三年御史张集疏请慎学政之选，帝钝卿科道会议，吏部遵旨会议奏准：“学政关系丈教，造拟才。嗣后停其论捧补授。顺天学政缺，应将侍读、侍讲、谕德、洗马，概行开列，恭请简用。江南、淅江学道，停其补用郎中道府，应将侍读、侍讲、谕德、洗马、中允、赞善，亦概行开列，恭请简用。其余蚺学道，将应升进士出身之五部郎中及参议道、知府等官，选择开列
，恭请简用。”
这就是恢复到了顺治十年的制度而又略有改变浙江与江南一样由椭官任学政，称为提督学政，为学院铡的提调学政，必须是进士出身并去除了按捧升转的老办法，改为由皇帝选择。这是对铡主管学撇育和考核选拔人才之官的本身文化素质，更加予以重视的表现。
实行这一体制时也有个别例外情况。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以直隶守道邵嗣尧提督江南学政”。邵嗣尧，进士出身，久任知县，有循声，行取为江南道御史，出为直隶守道江南学政缺出，康熙帝特命督学江南，颇能胜任。这是特例。在此前后，有以兵部督捕右理事官顾藻、兵部右侍郎李掏也提督顺天学政者，但他们任兵部官以前本来都是翰林官。
康熙三十九年，原由部属道府差出的例学道，康熙帝提出由部属与翰林并差。这引起了各省学政成分、地位的逐渐变化。这年七月，他对大学士等说“绷琳官及庶吉士内有极贫者，衣服乘骑，皆不能备……椭官专司文翰，更无他事。例学道员缺，应与郎中并差，任满之日，仍各口衙门。”经侗等议旨会准，决定以后各省学道缺出，侍读、侍讲以下撇官，开列职名，由皇帝钦定，贫者每月给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