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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静。何处不妥？”福临的确还在犹豫是不是依了玄烨和戴明说关于让郑芝龙出海贸易、维护大清海上权威的主意，听到礼部尚书反对，决定再汇总意见综合判断。
“皇上刚才说过，我朝推崇孔圣之道。《论语》有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亦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故西汉大儒董仲舒尤其主张‘君子不言利’。但戴大人适才所言，无非就是要我朝大开贸易之门，而且以官商大行其道，如此一来，民间行船所获必减，岂不是与民争利？况且中国富庶，远夷贫瘠。攫夷人之资产而尽入我中华。岂不是以大欺小之举？还请皇上三思！”胡世安说的义正言辞。却十分礼貌的没有过多攻击戴明说，对于其幕后元凶小玄烨更是“选择性”回避了。
弘毅闻听胡世安寥寥几句的论述，心中叹服这位儒士的高义与大才：夫子罕言利。是说我们学着孔圣做君子的，不能看重了利。你若是反驳说“君子爱财取之以道”，那么人家后几句的“与民争利”也好，“以大欺小”也罢，都是指代出海贸易就是获取“不义之财”，不辨自明了。
“皇上，臣以为胡大人所言谬矣！”不等玄烨出言争辩，早有戴明说抢先反驳。
“所缪何在？”皇帝准许展开辩论。
“回皇上的话：夫子的确‘罕言利’。臣通读《论语》，识得全篇孔圣言及‘利’者，不过六处。的确‘罕言’。但此‘利’到底为何，却要辨识清楚。”
戴明说此时分明看到：已坐回御阶之上的小贝勒爷，满眼期待望着自己。
“臣以为，子非轻利，而求合理！”说完这一句，戴明说继续从玄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鼓励。
“论语有载：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那些对圣学一知半解的秀才对这三句话往往会说：从中可以明白看出孔子对‘利’是轻视鄙夷的。然而臣并不如此认为，因为这些‘利’都是相对而言的。孔子是提倡‘获利’的，只不过他所提倡的，乃是三种特定情形之下的‘利’。”
戴明说拿“秀才”指代胡世安的学问不如自己，这让同为进士出身的胡世安身子猛地抖动了一下，最后却还是生生克制下去了。
“臣所说的三种情形，可分为：其一，孔子主张‘见利思义’。如若在‘利’与‘义’之间作选择，必然选择‘义’而舍弃‘利’，就如‘舍生取义’。”
“其二，孔子提倡‘目光长远’，反对‘唯利是图’。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臣以为之所以‘小人喻于利’，是因为小人唯利是图、凡事趋利、放利而行。因而，孔子所鄙夷的不是追求利，而是不顾一切、不择手段来逐利。”
“其三，孔子亦求利，但求利国利民，不伤和气，所谓‘求利有道’。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国家统治有序，必须安民以足食，无利何来足食？子又有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是故，孔子为民谋利而利国。自然，谋利需有道，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戴明说说出自己理解的三种情况，所有能听懂的人都在微微点头，不论政治立场、人品素质如何，人家所说的学术问题毋庸置疑！
“皇上，开放海运贸易，小民无有余资者，自然不能造船出海。官船有无，本就与他无干。民船下海，贝勒爷所言派官吏随船而往，非但不伤其贸易，反而以为护持，保其平安。官民船只缴纳买卖官家物资之后，所余之物又可商贾于市、惠及万民。故而，大行海运贸易实在和与民争利毫不相干，反而是皇上珍惜民力、体恤民情之大义，所谓见利思义也！”
“若皇上令同安王出海贸易，看似求利，但假以时日，大清领海属海之内，自然任由我水师驰骋往来，再也不是夷人逞强之处。中国之威，广布海外，万国来朝不在话下，此诚为万世基业也！皇上鸿鹄之志，实非臣等燕雀能知！”。
“行海之事多有折损，船只水手旦夕命丧鱼腹也是常有。但同安王郑芝龙于海上多用倭国、红毛及黑番鬼等，大清民人自是少有风险。当今宇内尚未平定，西南战事犹酣，假若贸易倭国而获厚利，又可充盈府库军资，民人自然绝少负担，岂不是利民之举？不加赋税、不征徭役而能国泰民安，岂不是最大的求利有道？”
“胡大人，道默[2]如有错漏，愿闻其详！”戴明说慷慨激昂中结束了反论，还不忘主动出击、要求继续！
这可乐坏了自始至终一言未发的弘毅——戴明说所论及的观点，自己都是赞同并准备用来对付老夫子那一套“君子不言利”的言论的，但说实话，要是论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精彩反驳，现在的自己还真是不如“天启丁卯(1627)科举人、崇祯甲戌(1634)科进士”得心应手呢！如此一来，省事多了！
[1] 孔子去世后，历代帝王为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不断追封追谥：
鲁哀公：尼父
汉平帝：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文圣尼父
北周静帝：邹国公
隋文帝：先师尼父
唐太宗：先圣、宣父
唐高宗：太师
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