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节课后的大课间本科班上完操回楼后，孟昭成终于打听到些消息，说是王梦雨头天晚上肚子突然痛得厉害，被学校宿舍管理的人找车送医住院了，具体什么问题还不清楚。
“肯定就是阑尾炎，急性的。”孟昭成说出问到的结果后如此补上他的判断。我却在突然看不到王梦雨本人的局面下，忍不住胡猜瞎想，但无论怎样的心境，只能暗自焦躁不安，以至于当天放学后，在那个时代对中国人只有1天休息的周末，我却只盼着赶紧过去，立刻迎来应该上课的周一。也正是这个小小变故，我才懂得些怎样何谓神不守舍，即便这个心结，决不肯在他人面前表现出来。
终于熬到周一一早再次跨进教室，再艰难地盼到了上课铃即将打响时，王梦雨的座位也还是让我失望至极的空空荡荡，而这样的情景，除了高晴在开学之初曾因意外受伤停课以外没有出现过。
只是这样的境况下，我还是羞于主动打听女生的情况，好在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第一个课间就听到了同学议论说王梦雨就是生病请了几天假，已经出院回家调养去了，释然了没一会，又忽然想不知生了何种疾病，到了要住院、然后回家调养好几天的程度。
我以及同学们自然想不到，比起对王梦雨的事后了解了，就谁都可不以为意的寻常病情，杨老师如今遇到的麻烦，可就远远不是一两个大夫的诊治，就能药到病除、一切复原的了。
作为如果去美国学习的第一步，杨敏需要为办理护照提供有关当局要求的资料。虽然当时凭中国护照几乎去不了任何国家，很不容易地申请到对方国家的签证，是一步不可或缺的步骤。然而比起得到外国那个盖在签证上的许可，一个普通中国人拿到自己国家的护照，往往更加程序复杂、经过叵测，需要“排万难、历艰险、费心力、耗精气”。
杨敏就是万没想到，刚刚递上去的家庭信息，还远远没到有关当局人员一贯的“百忙”中偶一“惠顾”的检阅一步时，就在外语系的审核阶段被打了回来。
“你丈夫75年这个…”我和王梦雨、韩靥商量节目的那个傍晚，被叫到外语系教务处的杨梅，就看祁适帆如此悠然刹住、尾音绵绵的问话。而她手中展开的，是一张b5大小、发黄甚至有些黑褐色的纸片，但由于纸的背面朝着自己，杨敏只能看到祁适帆左手有一个信封夹在手指间，隐约可见信封上露出个“山”字。
“75年？那我们家郑攀还是个孩子呢。”杨敏心理和记忆里都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经历，但依然压抑不住紧张地试探道。
“嗯，这我当然知道，可这有他的手印啊，就是指纹。”祁适帆空着的手点点那张看起来脆弱不堪的“古物”，因为完全看不清她厚厚镜片后的神色，不由觉着有了深不可测的威势。
杨敏愈发如堕五里雾中，想着丈夫好歹出身最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干不出离谱的事情，加之本就老实本分，能在什么东西上按过具有历史问题性质的手印？一边心中对祁适帆的拿腔作势大起腻烦，禁不住说：“郑攀能有什么事儿？她虽说不上多优秀，可上学、毕业、再到现在在咱们学校化学系工作，从来没有特殊经历，能够留校工作，祁老师您也能明白，是吧，那肯定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而且，祁老师，退一步说，办护照的也是我呀，他”
祁适帆嘴角露出了极短促却清晰的一丝笑，说：“当然，杨老师别误会，我就是尽我工作职责，杨老师应该懂，咱们中国给公民护照最谨慎严格，毕竟每个去国外的中国人，都要代表了祖国形象不是？我随随便便地这么把材料递上去，再被退回来，不光是我工作不到位，耽误您时间不是？再为这样小事情上没赶上这拨儿，那我罪过大了。好，先不扯这些，是这样，档案里的东西不能给您看啊，我只能告诉一下，75年郑攀在一个揭露他爷爷参加反革命行动的材料上，和他父亲一起按了手印的。我查了一下，是六几年他这个爷爷带着人打砸当地工厂的党委书记办公室，性质好像相当恶劣。这方面的情况，杨老师没有听您丈夫讲过一点？”
杨敏反而一下子放松了不少，说：“有过有过，听着其实就跟讲故事似的，76年以后，郑攀的父亲还专门为这个，去了他们老家，说是平…啊，虽然和平反不太一样，但反革命的帽子好像给他爷爷摘了啊？甚至如今说起来，他爷爷这么做，还被人看成是敢于和…呃，反正已经没什么问题了的，这个我可以保证？”
祁适帆听到这样自我质疑的尾音，也禁不住笑起来，说：“您说的我都相信，真是这样也最好不过，可档案里毕竟没有体现，要不——”祁适帆将“古纸”收进信封，才继续说：“我就是建议啊，宜早不宜迟，您或者您丈夫抓紧去一趟山东他们老家那儿，把证明当时的定性存在错误的证明开过来。”
杨敏也忍不住笑了，说：“这又不是6、7十年代，没俩月就1990年了，我办护照还要证明上两辈人、还是我爱人的隔代人的历史清白啊？现在……”
也许就是我和韩靥，与王梦雨道别走向校门之际，杨敏丢掉了一身精力般，无奈地走出教务处大门。当晚和丈夫商量了一番后，决定一同请假，买周日的火车票去山东郑攀的老家曲阜，按照系里的要求开证明材料。
不论杨老师会几时回来，我当时只想尽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