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的确掌握着不少内情的小特务，绰号水泡眼，是日军文城特务机关支那侦缉队二分队的人。昨天晚间站前广场棚户区的枪战爆发后，侦缉队队长孟龙生很快接到了命令，带人赶往事发地。水泡眼就在队伍当中，与他的队长一道参与了搜捕，并亲眼看见皇军便衣队将那名中枪受伤的反日分子装上汽车运走。
“现在我们队里的一帮弟兄还围着棚户区转悠呢，皇军的巡逻兵也端着刺刀在那盘查进出的人——肖二掌柜，你自己说说、那里是过日子的太平地界吗？”水泡眼说这番话的时候一副高高在上、洋洋自得的架势。
但此刻的肖俊平，已经完全将注意力转到了这个家伙刚才提及的日本人开设的诊所方面——消息的可信度应该很高，日本人出于保密及可靠的原因，将李彦麾下的特务连士兵彭三喜运到自己人的地盘进行救治，然后再加以审讯，合乎情理。
“老哥，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回头我赶紧告诉我的亲戚别在那里落脚了——话说这帮反日分子实在可恶，放着太平日子不过，整天打打杀杀的。那个中了枪的小子能被日本大夫救活吗？死了倒也清静，省着搅和得大家都不安生！”肖俊平装出一付愤愤不平的样子，话题却在暗暗朝着彭三喜的方向引。
然而侦缉队特务水泡眼却没有接这个话茬，一则是他对此情况了解有限，二则他也觉得出来的时间够长的了，必须赶紧归队——眼下无论是皇军特务机关还是他的队长大哥，都在开足马力搜捕反日分子。
“二掌柜，话儿我带到了，茶也喝了，我这就回去复命了！”水泡眼把精致的茶具往八仙桌上随意一丢，大刺刺地告了辞。
直到侦缉队的特务消失在店门外的暮色中，军统特工李彦才从内堂转了出来，刚才外面的对话他其实已经听得一清二楚；此刻与八路军敌工队长视线一碰，两个均熟悉文城地理的潜伏者，马上心有灵犀地做出了一致论断：日本人在城内开设的诊所为数不多，找到彭三喜被送医救治的地点应该不难！
现在面临的要害问题是，假如随后发现了彭三喜的下落，又该如何处置？
营救自然是首选，但日伪特务想必会加派人手、严加看管，己方力量是否具备营救条件殊无把握。
而按照李彦已经透露的军统内部条例，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工一旦被敌方捕获，应相机选择自戗；否则，军统组织有权在营救无望的情况下从外部实施“制裁”，以防泄密——彭三喜虽为中央军391团特务连士兵，但被委派到军统山西站情报二组听命，也就同样适应此条例。
肖俊平已经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但他系出国军中层军官，因而对军统局的这套杀伐果断的做派颇能理解。
“李中尉，彭三喜不幸被俘是因我方而起，但处置权在贵方，具体怎么做、你来拿主意，我的人全力配合你就是了。”
眼见八路军敌工队长表了这个态，李彦内心一下子踏实了许多——说实话，若失去对方的支援，就凭自己这边的三条人枪（电台台长老刘不计其中），找到彭三喜之后，无论是营救还是被迫出手灭口，胜算几乎都不存在。搞不好，还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和损失。
很快，肖俊平与李彦拟定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军统出动三人（含领导者李彦），八路军敌工队出动三人，立即分头前往已知的文城城内三处日本人开办的医院诊所侦察，肖俊平坐镇绸缎庄指挥全局。
一个多小时后，侦察对象陆续水落石出：三个地点有一处证实为记忆错误，系药房而非诊疗机构。而在侦察另外两处地点时，情况瞬间变得明朗：位于市政厅大道上的古贺诊所，门口停有数辆插着太阳军旗的三轮摩托车，并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站岗，附近还游荡着行迹极为可疑的便衣打扮的人。
毫无疑问，特务连士兵彭三喜被送到了那里救治！
“这个古贺诊所开业时间应该不是很长，”军统特工李彦一面极力回忆一面做着分析：“它位于市政厅大道的西段，与火车站的距离也比较近。小岛正雄的便衣队选择将三喜送到那里，比较合乎情理。”
“眼下不利的是，我们谁也不了解诊所内部的格局，而如果现在派人扮成病人去哨探，恐怕会被日伪直接挡驾；”八路军敌工队长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摸不清楚里面的情况，即便是实施简单的灭口，难度都相当大。更不要说把人活着抢出来了！”
李彦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不无沉重地摇了摇头：“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如果行动，首先考虑的是灭口。”
特务连沈班长听到“灭口”二字，又一次情不自禁地请求：三喜绝对不会出卖自家弟兄，恳请两位长官不要轻言放弃营救。
打量了一眼神情激动的沈班长，动了恻隐之心的肖俊平字斟句酌地对军统中尉说：“根据目前古贺诊所门口的戒严状态，应该是你们的人还处在性命危险中没抢救过来，否则日本人极可能将他带回更为安全的特务机关去了——这或许意味着，他还没有开口招供，至少是没有条件开口招供。”
李彦虽然不像军统女少校王穗花那样心狠手辣，但终究是受过军统系统短训的人，很清楚生死攸关之际的果绝选择：“都不用多说了，丢卒保车，大局为重。能提着脑袋出来抗战的，又有几人不是抱定着牺牲之决心？三喜兄弟如果因此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