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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到拓跋焘像他的爷爷拓跋珪，都醉心于武力征服，但拓跋焘跟他爷爷不同的是，这个年轻帝王有一种天地间舍我其谁的气质。拓跋焘这种目空一切的性格还表现在他喜欢给敌人起外号，比如拓跋焘管柔然人叫做“蠕蠕”，讥笑他们像蠕虫一样可笑无知；给大夏王赫连勃**名为“屈孑”，孑孓是生长在烂泥塘里蚊子的幼虫，看来赫连勃勃在拓跋焘眼里连蠕虫都不如。
尽管拓跋焘用精神胜利法讥笑别人都是虫子，实际上的政治军事角力却一点都没怠慢。转过年来，公元425年，拓跋焘一面派遣使者出使刘宋，双方议和，安定南方，一面分兵五路出击柔然进行报复，但根据史料记载，北魏此次出击柔然是在冬季，这个季节北方游牧民族无法放牧，通常会归拢部族，南下抢掠，而选择这个时机出兵，有和柔然主力决战的意思。
柔然的大檀可汗似乎早有防备，并不愿意和北魏正面决战，而此时已经归拢的部族有利于有计划的组织后撤，拓跋焘见无法寻觅到大檀的主力，只好将辎重留在漠南，只率领轻骑兵携带十五日的粮食，迅速北进追击。大檀见势不妙，带领部族远遁漠北。
拓跋焘此次出击可以说是无功而返，战术上并未对柔然军队给予致命一击，战略上依然留下了北方边患没有解决。在425年萧瑟的冬天，拓跋焘和郁久闾大檀在蒙古草原上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后，草草收场。人马辎重损失不少。拓跋焘也为自己的年轻鲁莽交了学费。
这位看官说从424到425年这两年中，拓跋嗣新亡，拓跋焘忙于结好刘宋以便和柔然开战，那个大夏的赫连勃勃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忘了和北魏的血海深仇了？
其实大夏国一直都没中断和柔然汗国的结盟和联系，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具备“联弱抗强”的政治智慧，只不过没有写出传世经典“隆中对”罢了。不过在拓跋焘刚即位的这个小瓶颈期，运气站在了拓跋焘一边，大夏国自己出了乱子。
问题依然出在立嗣上（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病），赫连勃勃喜爱小儿子赫连伦，准备罢黜太子赫连璝，从而引起赫连璝和赫连伦的火并，赫连伦兵败被杀，赫连伦的胞兄赫连昌收拾残局，出兵攻杀赫连璝，上演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好戏。
史称赫连勃勃大喜，立马立赫连昌为太子，真是画面太美不敢看－－李世民杀兄逼父的情节在大夏国上演了。赫连勃勃这个戎马一生的铁血匈奴王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大喜”，并册立赫连昌？除非他韬光养晦，留有后手，或者已经心灰意冷，自求保命而已。
不管怎样，事实上在424年大夏国的内乱中，赫连昌笑到了最后，转过年来，赫连勃勃“病卒”于统万城，赫连昌顺利登基。不过赫连家族的内乱让大夏国丢失了一个趁北魏帝国皇位更迭的契机联合柔然汗国进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拓跋焘绝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在很快从太子完成皇帝的华丽转身后，北魏帝国已经开始磨刀霍霍准备对邻居下手了。
公元426年夏天，拓跋焘聚集群臣商讨攻击柔然和大夏国的方略。以长孙嵩、长孙翰以及奚斤为首的元老们（都是拓跋嗣倚重的旧将）建议继续攻击柔然汗国，就算抓不到柔然主力，也可以掳掠散落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同时可以在阴山进行狩猎，以补充军用物资。如果进攻赫连昌，由于统万城高大坚固，一旦大军困顿在坚城之下，补给不畅，柔然汗国再从后方袭击的话，帝国将陷入双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而崔浩持不同观点，他认为柔然骑兵机动力强，如果大军攻击，他们会远远逃遁，得不到什么好处，如果派轻骑袭击，又达不到痛击柔然的效果，而大夏国赫连勃勃新亡，国内政局动荡，加之赫连昌政治昏暗，星象又显示大夏国即将亡国（崔浩还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星象大师），简直就是天怨人怒，此时正是攻击大夏国的良机。
老实说长孙嵩的建议不无道理，老将军扶持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祖孙三代，鞠躬尽瘁，老成持国，在连年的征战中深知用兵的危险所在，一不小心就会丧师辱国，所以他的建议相对保守也是情有可原，而崔浩却是一介文臣，坐庙堂之上当然不会体会前方将士的危亡，建议自然激进些。
但是这些将军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服侍的这个主子可不是碌碌之辈，危机总是和机遇并存，拓跋焘当然愿意冒险以取得最大的军事利益，所以拓跋焘自然倾向崔浩的方略。
长孙嵩等人不服，苦苦劝谏，拓跋焘大怒，翻出长孙嵩贪污腐败的旧账，命令武士按住长孙嵩的头撞地，痛打侮辱。公正的讲，说长孙嵩贪污腐败实在冤枉，北魏帝国此时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官员俸禄制度，官员的生计要靠皇帝分发战利品以及自谋生路得来（实在没招儿，只能贪污），拓跋焘当堂痛打长孙嵩其实有敲山震虎，给所有官员“立威”的意思，如果不听话，连三朝元老都打得，谁还敢不服？
青年拓跋焘确实任性！统万城的末日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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